觀點投書：AI 深偽時代─台灣民主急需可信的「公共證據鏈」

聲音先抵達，查證還在路上 深偽技術改變了影音的證據地位。逼真可以證明生成技術成熟，內容的可信程度還需要更多依據。當人們的眼睛與耳朵失去原有的確定感，公共判斷便要沿著來源、過程與責任尋找新的支點。 2024年1月，美國新罕布夏州初選前夕，部分選民接到一通酷似時任總統拜登的AI偽造語音電話，勸選民無須參加即將舉行的民主黨初選。假內容以秒計傳播，當選民接到電話時，鑑識程序尚未啟動，主管機關也仍在追查來源。民主的風險，正藏在這段「查證跟不上傳播」的時差裡。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後續追查來電顯示偽裝與電信傳輸責任，對策劃者裁罰600萬美元，相關電信商另以100萬美元和解。這項處置已呈現一條「責任鏈」的輪廓。 同一種AI，兩種政治後果 202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AI工程師安野貴博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他的團隊設計AI分身，在長時間直播中回應選民提問，並運用人工智慧整理民眾意見、協助修改政策。這套系統在17天內回答約8,600個問題，讓一位資源有限的候選人擴大與選民互動的規模。 安野最後在56名候選人中排名第五，獲得逾15萬票。選舉結束後，團隊將AI分身等相關程式公開於GitHub，供外界檢視與使用。哈佛甘迺迪學院Ash Center後來將這項實驗列為2024年選舉中較具成效的AI應用之一。 拜登的聲音遭到冒用；安野則讓AI在授權範圍內代為回答。「AI生成」只說明內容的生成方式，其公共效力仍由授權、揭露與責任共同形成。兩個案例的差別，落在一個簡單問題：這段聲音代表誰，又由誰負責？治理的焦點於是從作品表面，移向內容與生成關係之間的連結。 台灣2026年地方選舉將於11月28日投票，生成式AI也正走進台灣選戰。候選人可以在既有法規框架內運用AI整理政見、回應選民；內容若屬競選廣告，還須揭露刊播者與出資者等資訊。每一次AI代答，都應顯示候選人授權、資料範圍與更新時間，並由競選團隊承擔內容責任。 選民因此看得見：眼前的回應來自真人、幕僚，或經授權的AI系統。AI可以替候選人回答更多問題；每一次回答，都應由候選人及競選團隊負責。 候選人的明確授權是可信度的起點。當數位分身代表候選人說明政見，公共證據鏈還應涵蓋回答所依據的政策資料、更新日期、版本變化與責任歸屬，讓選民隨時查驗內容與候選人意思之間的連結。 現實治理：當公共證據失去查驗起點 另一種風險出現在真實影音遭到質疑時。政治人物面對一段不利錄音，只需以「這可能是AI製作」回應，原本具有公共價值的證據便可能陷入漫長爭論。 這種現象常被稱為「說謊者紅利」（liar’s dividend）：生成技術愈普及，真實證據也愈容易遭到推託。懷疑原本是民主社會的重要能力；當懷疑缺少查驗出口，社會便容易走向犬儒。 在筆者提出的「現實治理」（Reality Governance）框架中，治理的核心是讓系統持續與現場校準。資料、演算法與管理儀表板偏離現場時，系統仍能照常運作，決策卻已開始漂移。延伸到民主社會，資訊逐漸與來源、脈絡及責任脫鉤，就會形成「公共證據漂移」。 人們接觸公共事件，往往經過拍攝、剪輯、平台推薦與既有立場的層層處理。平台追求互動率，媒體承受即時壓力，政府需要時間確認，情緒強烈的內容便取得傳播優勢。每個系統依照自身目標運作，累積起來可能讓公共事實失去共同的查驗起點。 最近的中聯油脂苯(a)駢芘超標案，也讓證據鏈進入台灣人的日常。食藥署在近日公布的處置中，依油品批次、上下游流向與終端產品逐層核對，再區分持續管制與恢復上架。 食品安全靠批號、流向、檢驗與責任建立信任；公共影音也需要讓拍攝、生成、編修與發布留下軌跡。一桶油與一段影音承載著不同風險，治理都需要一條能往回查、向外驗的證據鏈。 讓證據鏈走出法庭 台灣已經建立部分選舉防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1條之3規定，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擬參選人、候選人等當事人如發現本人遭到深度偽造，可以申請警察機關鑑識；經鑑識確認並提出書面請求後，平台應於兩日內限制瀏覽、移除或下架。 同法第104條則針對以候選人等本人的深偽聲音或影像散布不實訊息，加重至最高七年有期徒刑。然而，這套制度著重爭議發生後的鑑識與下架。面對災害、外交與國防訊息，公共證據治理還需要平時的來源紀錄與查驗機制。 台灣已有一套可以借鏡的本土基礎：由司法院、法務部等多個機關共同建立的「司法聯盟鏈」，透過雜湊值、時戳與鏈上紀錄，協助驗證數位證據在蒐集、移轉與使用過程中的同一性。配套的b-JADE證明標章，則檢視組織的鏈上資料品質、鏈下資料管理能力與相關流程。 法庭以證據鏈確認數位檔案的同一性，民主社會也需要一套跨越政府、媒體、平台與公民的查驗設施。司法證據鏈服務法庭，公共證據鏈服務民主社會。 可信的公共證據鏈應具備四項條件： 來源可驗： 資訊的生成與出處留有軌跡。 過程可追： 內容的剪輯、傳遞與修改保有紀錄。 責任可問： 發布者、使用者與平台的權責清楚可辨。 判斷可覆核： 保留多元節點，讓事實查核與社會判斷能夠交叉驗證。 路透社曾與Canon、Starling Lab進行內容驗證試點，從攝影記者按下快門那一刻建立加密簽章，並將編輯、修改與發布歷程納入紀錄，與C2PA推動的內容來源標準相互呼應。 歐盟《人工智慧法》第50條的透明義務將於2026年8月2日起適用，要求相關AI系統提供者以機器可讀格式標記人工生成或操控內容；發布深偽內容的部署者，原則上也須揭露其人工生成或操控性質。 來源可驗提供第一層可信度；事件真相仍需脈絡、證人、資料與獨立查核共同完成。加密簽章說明檔案從何而來、經過哪些修改；媒體與公民社會則負責理解畫面之外的現場。具有憑證的內容取得可追溯線索，缺少憑證的內容仍回到既有查核程序。 公共證據鏈可以從現有節點開始建立。政府發布重大災害或國安說明時，應同步提供原始影音與版本紀錄；中選會可建立候選人官方帳號查詢入口；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則逐步支援C2PA等通用標準。 可信機制本身也會形成權力。來源標章與鑑識技術若集中在單一機關或少數平台手中，少數節點便可能掌握資訊進入公共領域的入口。台灣的制度設計宜採取「共同規格、分散驗證、公開依據與多重覆核」，讓每項判斷都保有重新查驗的路徑。 台灣長期面對境外認知作戰，也擁有科技產業、公民社會與司法聯盟鏈等基礎。下一段爭議影音出現時，人們應該能查到它從哪裡來、改過什麼，又由誰發布。社會需要一條人人都能沿途查驗的路：來源留下痕跡，編修保有紀錄，判斷接受覆核，責任回到發布者。民主的信任，正從這些可查驗的細節重新累積。 ＊作者為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