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身為「外省二代」來研究外省人，筆者首先要面臨的挑戰是，既是「自我」又是「他者」的困境。為了走出困境，「反身性」的提問與自我分析是必要的過程。在「反身性」（réflexivité）的多義性概念中，法文的前綴詞「ré-」與英文的「re」用法相同，總是以各種方式由「主體」的我，向「客體」的我進行反思，此時主體反觀自身的行動，進行批判性的分析。

筆者生於台灣台北，長於眷村，父親來自廣東，母親來自湖南。母親的第一個兒子在抗日戰爭中因營養不良夭折。大哥生於1946年，隨父母來台。二哥生於1948年，因「1949大撤退」十萬火急，父親隨軍無法回鄉，不得已把他留在老家由祖母帶大。從此，父親再也沒有回老家探親，也沒見過二哥。我問他何以不返鄉，他說，他曾在家鄉當過警察局長，剿共期間與共產黨結了冤仇，擔心回去會遇到無法預測的結果，所以再未踏上故鄉一步。晚年，為了彌補心中遺憾，時不時地寄錢給二哥，2002年在台灣度過大半生的父親以90歲高齡過世，我們兄弟也都未回到父親的故鄉。這便是我家族記憶的一部分。

身為外省二代研究外省人，一開始便深感尺度拿捏的困難。要從自身認同與家族、國族記憶中抽離出來，從旁觀者的角度去分析族群衝突等問題，對研究與寫作都是一項長期的挑戰。起初，並未發現自己對某些族群議題的看法，已經受到個人主觀感受的糾纏，幸好我的法國指導教授也是台灣問題研究的學者傅敏雅女士（Samia Ferhat）在我的寫作中即時提醒。但偶爾的提醒仍無法擺脫長久以來的成見，主觀的感受與看法總是如影隨形地介入我的詮釋。

經歷五年的閱讀與研究，特別是對台灣歷史重新的認識，如今之「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產生轉變。嚴格說，要與「過去的我」保持恰當的距離，完全做到「反身性」的思辨並非易事。想做到完全不受情緒干擾的分析，仍需要在過程中不斷地內省，正如中研院學者蕭阿勤所言：「清楚記錄自我認同的轉化，是一種需要反身性思考的工作，即使是政治與文化的精英，可以清楚記錄自己這種心路歷程的也相當罕見（2007：157）。」

開始閱讀相關史料及訪談後，我發現一些過去沒有意識到的問題。首先是長期以來對台灣史及228事件的忽視。其次，在訪談第一代本省女性配偶之後，更驚覺自己對第一代本省人的成長歷程，以及從殖民末期到戰後的台灣史相當無知。對於一個在台灣住了近七十年的我來說，這些發現可說顛覆了我長期對周遭世界的認識。更令我意外的是，在訪談了第一代外省人之後，發現自以為熟悉的外省世界竟與實際差異如此巨大！

這些發現，使我在與第一代、第二代夫妻訪談後的幾個月陷入了茫然。我研究之初所預設的假定與問題意識，都被訪談所得的訊息徹底摧毀，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走出困境繼續研究。面對這種窘境，我突然察覺，若不改變自己觀看世界的方式，不經過先摧毀再重建的過程，就難以客觀面對我要思考的問題。

最後要強調的是，作為一個外省人的研究者，我必須在本書迴避以個人的生命經驗提出我的詮釋，而是從受訪者的角度，以同理心置身其中解釋他們的想法、感覺與心態。此外，我必須承認，由於我的外省人身分，對於訪談的安排與進行都是一項有利的條件。若我不是外省人，很可能被拒絕訪談；若我不是外省人，無法體會受訪者某些集體記憶與共同感受，缺乏這種互動在訪談時就不會獲得他們高度的信任，願意暢所欲言他們此生從未與外人分享的敏感內容與塵封往事；若我不是外省「第二代」，我就無法體會「第一代」與「第三代」外省人的想法。

筆者受到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測不準原理」的啟發，將它應用在社會學田野研究：觀察者與被觀察者、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可能影響到受訪者的自由意志。受訪者作為被研究的對象，在心理層面上很難不對研究者產生防備與警覺。在此情形下，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稍有疑慮，在現今意識形態對立的台灣社會，不同身分與立場的研究者所能聽到或得到的研究材料可能差異極大。也因此，敘事內容的豐富與否，反映了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互動與信任關係。正因如此，作為一個訪談者／研究者／外來者，筆者必須開門見山地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強調自己作為族群關係的研究者，期待聽到不同的聲音。

《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書封

＊作者傅思台，軍旅生涯前後20年，1994年棄軍從商，先後任台灣銳寶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寧波瑞可電機有限公司董事長。2022年取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社會學博士學位（EHESS）。2023年獲邀中央研究院社會所訪問學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