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宏達觀點：司法改革365里路—歷史終將回答，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司法？

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危機。有的來自戰爭，有的來自貧窮，有的來自社會分裂；而法治國最深的危機，往往不是制度不夠完備，而是人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政府可以改選，政策可以修正，經濟可以復甦；然而，一旦司法失去人民的信任，受傷的不只是個別案件，而是整個法治國賴以存在的根基。 就在這週，凱達格蘭大道接連出現兩場大型集會。人們關切的議題或有不同，訴求也未必一致，最後卻都不約而同指向同一個核心──真相、公平與正義。這並非偶然，當人民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尋求公道，真正值得深思的，已不是哪一件案件引發爭議，而是人民究竟為何寧可把希望寄託於街頭，而不是司法。這才是司法改革三十餘年最沉重、也最不能迴避的命題。 歷史總是在這樣的時刻，提醒我們再回首。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火摧毀的不只是城市，也幾乎摧毀了人類對文明的信念。滿目瘡痍的德國需要重建橋梁、道路與工廠，更需要重建人民對法律的信任，於是世界看見了紐倫堡大審。後世記住紐倫堡，不只是因為二十四名主要戰犯受到審判，而是因為它回答了一個跨越時代的問題：當權力失去法律的節制，文明是否仍然存在？它留給世界最珍貴的遺產，不是厚重的判決書，而是一項文明共識──任何權力，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任何國家，都不能以國家利益為名作為踐踏人性尊嚴的理由。城市可以重新建造，經濟可以復甦繁榮；唯有人民一旦不再相信司法，再完備的制度，也只是沒有靈魂的法袍。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寫道：「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歷史從來不是博物館裡的陳列品，而是照見今日的一面鏡子；法官審判過去的案件，歷史卻審判今天的司法。 卡夫卡《審判》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學經典，不是因為它描寫了一場審判，而是因為它描寫了一種恐懼。那種恐懼，不是來自判決，而是司法仍然存在，人民卻不知道如何接近正義；法律依然存在，人民卻不知道還能相信誰。當程序逐漸取代公平，當權力逐漸遮蔽真相，司法便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迷失了自己。一部小說，竟成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所有法治國家共同的警鐘。 巴爾札克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警語：「不信任司法，是社會瓦解的開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人民批評司法，而是人民批評之後不再期待，受害之後不再申訴，受到不公平對待時，不再相信司法仍願意替他說話。批評，代表仍然抱持希望；放棄，才是真正的沉默。 三十餘年來，臺灣沒有停止司法改革。 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努力修正制度、完善程序，希望司法更加公開、更加專業，也更符合民主法治國家的期待。然而，歷史衡量一個時代，從來不是看它訂定了多少法律，也不是看它建立了多少制度，而是追問一個更深的問題：今天的人民，是否比三十年前，更願意相信司法？司法最大的資產，從來不是國家賦予的權力，而是人民願意交付的信任。權力，可以由法律授予；信任，只能由公正贏得。權力，可以要求人民服從；信任，才能使人民心悅臣服尊重司法。司法改革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制度，而是信任；真正需要重建的，不是法院，而是人民心中的法治。 然而，司法改革走到今天，真正需要改變的，也許已不只是司法本身。制度再完善，如果掌握權力的人缺乏對法律的敬畏；程序再精密，如果依法行政成為可以選擇的態度，而不是不可動搖的原則；司法再努力，如果政治始終把司法視為可以使喚、可以踐踏、甚至可以操弄的工具，那麼，再多制度改革，都難以贏得真正的信任。 法治國最大的考驗，不是掌權者在司法配合自己意志的時候才願意認同，而是在司法即使作出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決定時，仍然願意尊重它。真正的依法行政，不是選擇性地遵守法律；真正的司法獨立，也不是高調宣示司法改革的政治口號，而是一種知道「有所不能為」的克制。制度可以設計，法律可以修正，唯有掌權者對法律的敬畏，沒有任何法條可以代替。一個國家的文明，不是看它如何運用權力，而是看權力者如何對待司法。 或許，司法改革從來沒有三百六十五里；真正困難的，始終只有最後半里。如果掌握權力的人願意真正尊重司法、依法行政、大公無私，理解司法獨立不是政治口號，而是憲政民主最後的防線；如果司法者始終堅守良知、公正與謙卑，不因權勢而動搖，不因政治而偏移；如果人民仍然願意相信，法律終究站在公道的一邊，那麼，司法改革三百六十五里路，或許已經走過最崎嶇的路段。 歷史終將回答，我們這一代留下了什麼樣的司法。 ＊作者為高檢署主任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