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平主義走到終點？胡佛智庫學者：中國逼出安倍晉三的「最終勝利」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於7月27日刊出評論指出，日本即使沒有正式修改憲法，仍已完成1945年以來最深刻的防衛戰略轉型。文章認為，這場變革由已故首相安倍晉三啟動，經岸田文雄政府制度化，如今由高市早苗政府全面落實，而促使日本改變的最大原因只有一個：中國。 這篇題為〈安倍的最終勝利：日本的防衛革命與戰後和平主義的終結〉的文章，作者為余茂春（Miles Maochun Yu）。他開宗明義指出，戰後近80年來，日本一直以「拒絕成為什麼」來界定安全政策，包括不發動戰爭、不向海外投射軍力，也不擁有進攻性武器；但他斷言：「那個日本已經不存在了。」 余茂春認為，安倍比多數民主國家領袖更早看出，中國帶來的挑戰與北韓、俄羅斯有根本差異。只有中國同時具備經濟、工業、科技與軍事實力，足以改變東亞戰略平衡。 因此，日本防衛政策的核心目標，已由單純保衛本土，逐漸轉向阻止中國侵略發生。換言之，日本希望在北京動武以前，就讓中國領導層相信軍事行動無法成功。「嚇阻」取代被動防禦，成為日本軍事規劃的核心，而這正是安倍留下的最大政治遺產。 日本官方文件部分支持這項觀察。2022年公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與《國家防衛戰略》，將中國的對外姿態與軍事活動，形容為日本和平安全面臨「前所未有且最大的戰略挑戰」。 文件也指出，面對日益複雜的飛彈威脅，僅依靠既有飛彈防禦網路，已愈來愈難以充分應對，因此日本有必要建立「反擊能力」。 防衛支出突破1％紅線　日本建立持久作戰能力 余茂春指出，日本長期將防衛支出控制在國內生產毛額約1％。這條象徵戰後克制的政治紅線，如今已經消失。 日本正推動戰後最大規模的防衛擴張，目標不只是購買更多戰機與軍艦，也包括重建軍工產能、增加彈藥庫存，並強化供應鏈韌性。 日本政府表示，已透過初始預算與追加預算，提前達成防衛相關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約2％的水準。 不過，這裡所稱的「防衛相關支出」，範圍比防衛省年度預算更廣，還包括海上保安廳、資安、基礎設施及研究開發等與國防相關的支出。因此，不能直接理解為日本狹義軍費已全面達到GDP的2％。 近年日本新增的防衛支出，有相當部分用於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飛彈、彈藥庫存、指揮通訊系統及軍事設施強化。未來若繼續增加防衛預算，無人機及其他無人武器系統，也預料將成為投資重點。 日本防衛省8月4日公布的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再次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且最大的戰略挑戰」，並將防衛生產與技術基盤視為防衛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張擴大新創企業參與，並積極運用人工智慧、量子科技及軍民兩用技術。 余茂春進一步認為，日本的武器採購思維，正從少量、昂貴的精密平台，轉向可以擴大量產的無人機、無人艦艇、自主水下載具、AI偵察系統、電子戰裝備及電磁軌道炮等新世代武器。 不過，這主要是余茂春對日本政策趨勢的概括。日本官方資料確實顯示，無人系統、AI、彈藥庫存與持續生產能力的重要性正在提高，但電磁軌道炮目前仍屬研究開發項目，尚不能稱為已確立的大規模量產政策。 余茂春認為，任何未來與中國的衝突，都將面對全球規模最大的工業製造體系。因此，日本不能只重視武器性能，也必須考慮產量、生產速度，以及裝備受損後的補充能力。 日本飛彈將能打擊中國縱深？官方仍禁止先制攻擊 文章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對日本遠程打擊能力的描述。 余茂春指出，日本正在發展長程巡弋飛彈、極音速武器、精準打擊系統與反擊能力，使中國本土的指揮中心、飛彈基地、軍港、機場與後勤樞紐，都可能在發生衝突後成為日方反擊目標。 他認為，若中國對日本發動攻擊，或對台行動同時使日本面臨存立危機，日本將有能力直接對中國境內的軍事設施施加代價。 這將改變戰後長期由日本承受第一波攻擊、美軍負責進攻作戰的分工模式。 不過，日本政府對「反擊能力」的法律定位，仍比余茂春的描述保守。 《國家防衛戰略》明定，反擊能力必須符合憲法與國際法，只能在符合武力行使新3要件時，以最低必要程度使用。在尚未發生武力攻擊的階段先行出手，仍屬不被允許的先制攻擊。 此外，中國對台灣動武本身，並不會自動授權日本使用武力。 日本政府仍須判定相關事態是否已威脅日本存立、是否沒有其他適當手段可以排除威脅，以及武力使用是否限於最低必要程度。 換言之，日本確實跨過了過去不擁有遠程攻擊武器的政治禁忌，但文章所描繪的大規模對中國縱深打擊，是作者依據武器能力與軍事邏輯所作的推演，並非日本政府公開宣布的目標清單或作戰計畫。 美日同盟告別「美國打、日本支援」？ 余茂春也認為，美日同盟已由「美國負責作戰、日本提供支援」，逐步轉向兩國軍隊共同維護區域安全。 安倍政府於2015年推動和平安全法制，在嚴格條件下允許行使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其後，日本持續強化與美軍在情報、指揮系統、飛彈防禦及遠程反擊方面的合作。 余茂春認為，日本已不再只是受到美國保護的盟友，而是能夠直接參與印太聯合作戰的戰略夥伴。 不過，日本官方戰略文件仍明確表示，美日同盟的基本角色分工並未消失。 日本將對本國防衛承擔更主要的責任，美國則繼續提供延伸嚇阻及更廣泛的區域軍事能力。兩國會在飛彈防禦、情報共享、指揮協調及反擊行動方面加強合作，但不能簡化成日本與美國已經採取完全對等的軍事分工。 曾任蓬佩奧中國政策顧問　作者立場鮮明 余茂春現為胡佛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兼中國中心主任，也是美國海軍官校的東亞史、軍事史及海軍史教授。 他曾在川普第1任政府期間，擔任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政策規劃團隊中的主要中國政策顧問，參與美國政府對中國、日本、南韓及台灣等議題的政策討論。 余茂春擁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博士學位。從他的政策履歷與公開論述來看，他屬於美國國安圈立場鮮明的對中強硬派。 因此，這篇文章雖然建立在日本增加防衛支出、取得反擊能力及強化美日同盟等政策事實上，仍是一篇帶有明確戰略立場的評論，並非日本政府立場，也不是一份完整的中日軍力評估。 胡佛研究所也在網站註明，文章所表達的意見屬於作者個人，不必然代表胡佛研究所或史丹佛大學。 「和平主義終結」仍是政治判斷 余茂春最後寫道，安倍改變了日本思考戰爭的方式。 過去日本相信，不擁有進攻能力，是維護和平最可靠的道路；安倍則認為，面對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威權強權，和平取決於能否讓侵略者相信戰爭無法成功。 不過，日本2022年《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一方面承認，新戰略在執行層面將大幅改變戰後日本的安全政策；另一方面仍明確表示，日本將繼續作為愛好和平的國家，維持專守防衛、不成為威脅其他國家的軍事大國，並遵守非核3原則。 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也再次重申這些基本政策。 因此，與其說日本已正式終結和平主義，更準確的描述可能是：日本正在重新解釋和平主義的實踐方式，從過去主要依靠軍事克制維持和平，逐步轉向以遠程武器、軍工產能、無人系統及盟國聯合作戰建立嚇阻。 余茂春將這項轉變稱為安倍的「最終勝利」。 在他的敘事中，日本並沒有放棄和平；真正的變化在於，中國的崛起讓被動式和平主義失去了戰略上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