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榮鎮觀點：監察院不應模糊數據，製造社會疑慮與恐慌

日前，監察委員林文程、田秋堇提出調查報告，指稱「中國近年疑似藉由舉辦兩岸學子競賽活動，並內定台灣選手得獎，以招攬台灣學生赴陸交流，達成統戰目的」。該報告指出，從2022年至2026年（111至115年），台灣大專校院學生赴中國教育交流人數，由2196人暴增至5745人；高中職由676人增至1161人；國中由0人增至1021人；國小由38人增至1045人；隨團教師則由661人增至1281人。

此調查報告引發部分媒體熱烈報導，以「中共統戰『從娃娃抓起』」為標題，批評中國透過低價補助與落地招待等方式，吸引台灣青年與學生赴陸，推動對台青年統戰工作。

然而，筆者細查該報告附表一「資料分析統計」，發現其分類僅包括：年度、體制別（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小學）、教育交流活動件數、學生人數、隨團教師人數，並未進一步區分台灣學生赴陸的各類型態，例如家庭旅遊、探親、親子活動或學校安排的交流等。

台灣學生前往中國的原因多元，包含家庭旅遊、探親、親子活動，以及少部分由學校或教育機構主辦的交流活動。監察委員在調查「學生赴陸人數」時，首先應釐清數據的真正意涵：人數增加，究竟是源於學校組織的教育交流？還是包含家長自行帶孩子旅遊或探親？兩者性質截然不同，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但此次監察委員並未先釐清數據組成，僅憑總量變化，便推論中國正透過教育交流遂行統戰目的，此舉有模糊數據、製造社會疑慮之嫌。

監委應進一步說明：赴陸學生人數的統計來源為何？其中家庭旅遊、探親與學校交流活動各占多少比例？學校正式辦理的交流活動件數是否真的增加？是否存在行政管理上的漏洞？

若僅因人數增加，便斷言兩岸教育交流擴大，進而歸因於中國的統戰策略，恐怕已超出該數據所能支持的範圍。

事實上，台灣教師的日常工作已極為繁重。教改後，無論是大專、高中、國中或小學，師生關係緊張，教師隨時可能遭投訴，面臨「校事會議」的審議。而大規模跨境教育活動涉及行政程序、安全責任、經費安排與專業規劃，並非一般教師所能負擔。

尤其近年兩岸關係緊張，政府對赴陸交流的管理趨於嚴格，使教育工作者產生疑慮。即使活動本意為文化交流、學術參訪或拓展學生視野，也擔心遭檢調單位政治化解讀，甚至面臨法律責任，因而產生「寒蟬效應」。多數教師選擇降低或停止辦理相關活動，以避免惹禍上身。

民主國家的教育體系本應開放。教育交流能讓學生接觸不同文化與歷史，增進理解，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害怕交流，也不應忽視風險。關鍵在於政府制度是否透明、程序是否完備、資訊是否充分，而非以恐懼取代交流。

此外，監察院作為五權之一，其報告中稱對岸為「中國」，是否符合我國憲政體制，亦值得檢討。學生赴陸人數增加的議題，不應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

監察院應回歸基本問題：如何定義「兩岸關係」？台灣學生赴陸交流增加的類型為何？背後原因為何？是否適合將所有交流行為全數歸類為對岸的統戰手段？

監察院的價值，不在於模糊數據、製造社會恐慌，而在於透過精確調查，建立在完整資料與客觀分析上的監督，才能真正保障學生權益，並贏得社會對監察制度的信任。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