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日本統治臺灣和朝鮮的實驗場：《東亞關聯史》選摘（3）

因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而感受到危機意識的東亞各國開始整合國家之內的民族，展開組成單一民族的近代民族計劃。首先，日本在一八八○年代整合了沖繩、愛努，建立「日本民族」的概念，並且對少數民族實施同化政策。中國則在一九○○年代，為了因應俄國對滿洲的侵略，梁啟超等漢族知識分子提出中央應該整合清帝國疆域內的所有民族，組成單一的「中華民族」。他們相信這樣的做法能夠更有效率地反抗帝國，並且恢復中國的國權。 越南則要等到一九三○年代以後，才開始形成「越南民族」這樣的越南近代民族概念。越南一開始與寮國、柬埔寨都是法國的殖民地，是為印度支那聯邦。因此，一開始這三國的被壓迫民族們決心一同進行反帝鬥爭。後來從一九三○年代開始，阮朝王朝領土內的民族們建立了「越南民族」的概念，其中包含主流民族京族和四十四個少數民族，而京族則對其他少數民族實施同化政策。（根據一九○七年的越南的《南國地輿》，當時越南境內各有北部二十二種部族、中部十五種部族、南部八種部族，合計四十五種部族。）一九四一年，越南獨立聯盟的成立可說是「越南民族」這個概念的範疇被確立下來的重要契機。 另一方面，朝鮮雖然被日本帝國主義剝奪了國權，但朝鮮也在一九○○年代建立了「朝鮮民族的概念」。但朝鮮並不像中國、日本、越南等國包含了少數民族，因此朝鮮民族的形成原理與其他國家不同。朝鮮民族的形成原理可說是根據文化的同質性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並且這個「文化民族」的概念又與「國家民族」的概念一致。 以民族的範圍作為國家的邊界，並且以國家的法制形成同一性質的「國家民族」，這便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國族」。這個「國家民族」的概念在日本被稱為「帝國臣民」，而在中國、越南和朝鮮則被視為與「反帝民族」的課題息息相關。因此，在日本、中國、越南等單一國民（國家民族）中包含了多種文化民族（少數民族）的國家，這些少數民族的獨特性經常受到壓抑，也經常引來許多複雜的紛爭。 北海道和愛奴人的情況是因為他們的居住地區較為分散，民族性較為溫順，再加上他們總人口數並不超過兩萬人。在這樣的劣勢中，他們從一開始就很難進行武裝抵抗。當然在歷史上，他們不是沒進行過武裝起義。在松前藩的統治下，愛奴人受到日本人強制勞動，而愛奴人的婦女們也時常遭到日本人的性侵。在這樣的情況下，愛奴人於一七八九年在國後島發動起義。但在三十七名的領導者們遭到殺害後，國後島也開始受到松前藩的統治。在歷史的記載中，這次的起義是愛奴人最後一次的武裝起義。 在近代以來，愛奴人的抵抗主要變成反對日本在法律上歧視愛奴的非暴力抵抗。在一八七一年政府公布戶籍法後，愛奴被視為天皇的赤子，因而被列為日本的「平民」。但日本在法律上仍然以「舊土人」這種蔑稱來稱呼他們。直到一九二五年以後北海道人才獲得參政權，並且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才與「內地」實施同樣的地方制度。而幾乎造成愛奴傳統社會瓦解的惡法「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在歷經了五次修正後，直到一九九七年才真正廢止。 沖繩的情況也跟北海道差不多。在琉球合併之後，面對日本壓倒性的軍事力，琉球可說是完全束手無策。因此，沖繩的分離獨立運動主要是以不服從、不協助運動，或是請願，或是流亡到清朝等非暴力抵抗的形式展開。琉球國王多次向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員提出請願書，而琉球的領導階級也多次向清朝告發明治政府的強權壓迫，向清朝提出所謂的乞師、救援請求。 當時在舊領導階級中，對日本統治進行最激烈反抗的集團是清國派（日本人稱他們為頑固黨）。他們的目標是繼續維持與中、日兩國之間的朝貢體制。因此日本人也稱那些到清朝討救兵的人們為「脫清人」。這些人向中國請求救援，並且希望繼續維持臣服於中國的中華世界體制。因此，他們的做法可說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局限。 沖繩的抵抗運動並不只限於政治流亡者們的乞師運動。許多農民和島民也組織起來，發起了名為血板書約的抵抗運動。在這樣的反日抵抗運動的過程中，宮古島甚至發生了殺害那些違反血板書約運動、支持明治政府的親日人士的事件。 血板書約運動強迫一般民眾們繼續服從琉球王國的統治，並且開始組織反抗明治政府的勢力。後來血板書約運動被政府發現，明治政府便開始進行打壓。當時被流放到東京的琉球國王怕自己受到牽連，最終只能宣告運動失敗。國王的變節和挫折使得琉球人對琉球王國的服從逐漸瓦解，並且轉而服從明治政府。當然在這背後，明治政府的國家權力持續運作，而這股國家權力又伴隨著政府快速、有效率的軍事力量和警察力量。 沖繩的分離獨立運動和對日本的抵抗運動的最終目標，可說是為了維持琉球王國，以及維持既有的朝貢體制。但這樣的主張並沒有因應當時的時代變化，提出新的近代國家的方案，而只是企圖繼續維持琉球舊有統治階級的利益。許多琉球人並不認同這樣的主張。因此在甲午戰爭後，許多琉球人自發性的參與同化運動，而抵抗運動則逐漸遭到否定。在日本占有臺灣後，在一八九六年刊行的《琉球教育》的第三條中寫道「沖繩現在成為了日本和新版圖臺灣、澎湖之間的中介港口，因此居住在沖繩縣的兄弟姐妹們現在成為了國家的壁壘，並且擔當守衛南門門檻的重責大任。」以此勸誘沖繩人的愛國心。後來日本也開始慢慢改革沖繩舊有的習俗和制度。在一八九九至一九○三年間，政府在沖繩實施了先前在本土進行的地租改革政策。在一八九八年實施徵兵制後，沖繩人也開始被動員參加了甲午戰爭等近代日本發動的多次戰爭，而沖繩在其中則是站在壓迫鄰近亞洲國家的立場。 在甲午戰爭後，明治初期日本民眾之間廣為流傳著「支那和朝鮮」，這是當時日本的兩大反面教材，而這項觀念也被沖繩人所吸收。沖繩人為了成為日本人便開始排斥弱小民族，形成重層的歧視結構。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異民族，並且透過歧視臺灣這個「未開化的地區」，使自己更加接近日本民族。在這樣的情況下，甲午戰爭可說是沖繩人們自發性地接受同化政策和皇民化政策，並且以殖民者立場迫害弱小民族的出發點。 日本政府對沖繩的同化政策，後來成為了日本統治臺灣和朝鮮的模範。臺灣總督府的持地六三郎曾說：「不只是臺灣，我們日本將來要網羅朝鮮、滿洲等各個人種，並且對其進行統治、教化。」我們從中可看出，日本對沖繩同化教育的成果可說是相當自豪。而沖繩堪稱是為了日後日本統治臺灣和朝鮮，以及帝國日本擴張的實驗場和據點。 《東亞關聯史》書封 ＊作者柳鏞泰유용태，韓國延世大學博士，首爾大學歷史教育系教授；朴晉雨 박진우，日本一橋大學博士，淑明女大日本學系教授；朴泰均 박태균，首爾大學博士，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教授。本文選自三人著之《東亞關聯史：超越國界，綜覽比較、地域、民族的新歷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