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裡的老公寓為什麼總有鐵窗、頂樓加蓋？不是美術刻意做舊，真實原因很多人不知道

看台灣電影，有時會出現一種很難形容的熟悉感。角色走出家門，樓下是停滿機車的小巷；鏡頭往上一帶，老公寓的窗戶包著鐵窗，陽台向外延伸，屋頂又多出一層鐵皮屋。電線、招牌、冷氣室外機、曬衣架、水塔全擠在同一個畫面裡。這些景象放進電影，看起來像美術部門刻意做出的「台灣味」，但回頭看台灣戰後住宅與都市發展史會發現，其中許多元素本來就存在於真實城市之中，而且是一層一層累積出來的。尤其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前後，實景拍攝、生活周遭環境與普通人的日常逐漸成為一批台灣創作者重要的影像選擇。當攝影機真正進入街道、公寓與住宅區，那些居民多年來留下的鐵窗、雨遮、頂樓空間與各種住宅改造，也跟著進入電影。幾十年後再回頭看，老公寓、窄巷、鐵窗與頂樓加蓋，反而成了一套很難刻意複製的台灣城市風景。

老公寓今天看起來很「復古」，當年其實代表現代生活。今天走進台北舊市區，四、五層樓的無電梯公寓幾乎已經成為「老台北」的象徵。不過在半個多世紀前，這種住宅並不老，甚至代表當時人們對現代城市生活的想像。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論文《公寓的誕生》指出，台北從1950、1960年代開始快速進入「公寓化」過程，公寓逐漸成為都市主要住宅地景。台北市立美術館刊載的住宅研究也提到，1950年代「公寓」開始進入城市舞台，到了1965年，斯文里出現嶄新的五層樓平民住宅，和周圍傳統平房形成鮮明對比。換句話說，今天被視為老舊市容的五層公寓，在當時其實代表一種新的都市住宅形式。

但真正讓台灣街景變得特別的，是房子落成之後，並沒有永遠停留在建築師最初畫出的模樣。住戶會依實際生活需求調整住宅空間，陽台外推、增設鐵窗、加裝雨遮、利用屋頂空間等改造，也逐漸改變原本較一致的建築外觀。同一棟公寓經過不同住戶、不同年代持續使用後，窗戶、陽台與屋頂開始長出不同樣貌。因此今天看到的台灣老公寓，某種程度上並不是一次「蓋完」的，而是在幾十年的生活中持續被使用、增建與改造。

其中最醒目的，就是頂樓加蓋。從高樓往下看台北老住宅區，經常可以看見四、五層樓公寓上方，又冒出鐵皮、磚牆甚至完整房間。這些空間看似沒有統一規則，其實和戰後台北快速增加的人口與長期住宅需求密切相關。公視《事出有影》整理相關住宅史資料指出，戰後大量人口進入台灣，加上後續城鄉移民持續湧入台北，台北市人口從戰後約27萬人快速增加，1963年已突破100萬；1964年的調查甚至顯示，當時台北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居住在違建之中。住宅供給追不上人口成長，城市因此不斷想辦法增加可居住空間。

1960年代末，為因應住宅短缺與當時的建築條件，三、四層樓、沒有電梯的「步登公寓」受到政策推廣，之後民間也大量興建四、五層樓公寓。到了1980年代，這類住宅已經取代大量平房，成為台北重要的居住形式。當都市人口與居住需求持續增加，既有建築屋頂也逐漸成為被利用的空間之一。這也是後來頂樓加蓋大量出現在台北老公寓上方的重要城市背景。

不過，不同年代的頂樓增建，在法規上的認定與處理方式並不完全相同。台北市現行《違章建築處理規則》就依形成時間區分不同類型：1995年1月1日以後新產生的違建，被定義為「新違建」；196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以前已存在者，則另被歸為「既存違建」。從制度本身也能看出，這類問題已在城市中累積數十年。所以電影鏡頭裡一棟公寓上方突然多出一間鐵皮屋，看起來或許凌亂，背後其實可能藏著幾十年前台北人口快速成長與住宅不足留下來的痕跡。

另一個經常出現在台灣老街景裡的東西，是鐵窗。很多人現在看到整棟住宅被鐵條包住，第一個反應可能是「以前治安到底有多差？」但台灣鐵窗的歷史其實比想像中複雜。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傳藝Online》整理鐵窗花歷史指出，台灣使用鐵窗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但當時主要出現在政府機關等建築，一般民宅並不普遍。二戰後經濟逐漸恢復，住宅形式從傳統合院轉向公寓、洋樓，民間才開始大量以鐵件製作鐵窗與欄杆，而當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防盜。

隨著鐵件工藝發展，鐵窗也不再只有單純的防護功能。工匠開始把蝴蝶、壽桃、花瓶、菊花、幾何圖案甚至富士山等造型做到鐵窗上。原本具有安全功能的住宅鐵件，也逐漸成為屋主展示審美與工匠技術的位置。因此今天在電影裡看到老公寓窗外一層繁複鐵花，它同時可能是住宅安全需求、戰後建築發展與民間工藝共同留下來的結果。而且對當時真正住在裡面的人來說，這些鐵窗未必具有今天所理解的「復古感」。那只是每天開窗、曬衣服、看著街道生活的一部分。

到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愈來愈多台灣電影開始直接走進真實街道與住宅拍攝。早期台灣電影依不同製作需求，內景與搭景並不少見；但到了陳坤厚、侯孝賢等創作者活躍的時期，真正走進街頭、鄉村與生活現場拍攝的方式愈來愈重要。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整理相關作品時提到，「實景拍攝」與「生活周遭事物」等後來被視為台灣新電影的重要特色，在此前後已逐漸成形。

楊德昌更把台北本身變成電影的一部分。1986年的《恐怖份子》開場，就是一場穿梭城市街道與巷弄的警匪追逐；少女淑安從建築物逃出後躲進巷內，台北的住宅與街道從電影一開始便進入敘事。片中的公寓空間同樣占有重要位置，國家影視聽中心整理相關製作資料時也記錄，楊德昌當年曾在民生社區借用公寓排戲。

國家影視聽中心後來甚至以楊德昌電影規劃台北城市地景走讀，從1970、80年代的迪化街、松山、民生社區，一路走到1990年代以後的大安區與東區，原因就在於他的作品記錄的不只是角色，也留下台北城市變化的影像。《青梅竹馬》裡的新公寓、辦公大樓與台北街道，《恐怖份子》裡的公寓、後巷和現代建築，到《一一》中反覆出現的住宅、辦公室、玻璃帷幕與道路，都讓台北不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一一》與蔡明亮的《你那邊幾點？》也曾被研究者放在台北現代城市空間的脈絡中討論，分析建築、道路與人物生活之間的關係。

《一一》中反覆出現住宅、辦公室、玻璃帷幕與道路。（圖／取自微博）

台灣電影不是刻意把城市拍醜，而是把真實生活的痕跡留在畫面裡。於是再回頭看那些巷子、鐵窗、老公寓與頂樓加蓋，就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巷子、鐵窗與頂樓加蓋之所以反覆進入電影畫面，很多時候不是為了刻意強調「台灣味」，而是因為它們本來就存在於城市裡。導演會透過選景、燈光與構圖重新整理城市，但真實街景本身早已累積數十年的生活痕跡。

1950、6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公寓，居民後來加上的鐵窗、雨遮與屋頂空間，巷子裡停進去的機車，牆面伸出的冷氣，陽台晾出的衣服，以及不同年代建築彼此擠在一起的樣子，原本只是普通生活長年累積的結果。當電影把攝影機搬到真實城市裡，這些東西也自然進入景框。

更有意思的是，建築會老，電影卻把那一刻留下來。1980年代觀眾看到《恐怖份子》裡的台北住宅與街道，可能只是當時普通的城市環境；幾十年後再看，它們卻已經成為一份城市影像檔案。同樣的窗戶、巷道、公寓、街角與屋頂，記錄的不只是電影角色，也記錄台灣人在不同年代怎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