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創半世紀新高，但那不是多數人的台灣

當資源集中流向半導體，誰來投資教育、環境、人文與下一代的新創

今年七月底，主計總處公布第二季經濟成長率 12.92%，上半年合計成長 13.72%，是 1976 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隨後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上修到 11.05%，創三十九年新高。台股站上四萬五千點，國際指數公司接連調高台股權重。

這是一組讓人振奮的數字。但只要再往下拆一層，就會看到另一個台灣。

以今年第一季為例，出口成長 51%，其中電子零組件與資通產品貢獻了 71% 的成長；二十四類出口產品中，仍有十二類衰退。第二季的資本形成成長 15%，主要動能同樣來自半導體設備投資。而最關鍵的是就業——電子與資通產業只占台灣就業人口的 7.7% 。

換句話說， 超過九成的工作者，站在這波高成長之外 。

會議室裡反覆出現的同一個問題

過去幾年，我以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常務理事的身分，有機會坐進許多立場不同的會議室。協會本身沒有任何商業行為，也因此能讓不同立場的人坐在一起。

有時是和銀行、資產管理業者討論，財富管理的商品架上，能不能出現真正說得清楚「這筆錢改變了什麼」的選項。有時是和家族企業的兩代人坐在一起，談傳承之外，家族的錢還想做到什麼。有時是和學界與專業服務業者比對國際標準，也有時是在主管機關的座談中提出民間的觀察。透過協會參與的國際網絡，我們也持續和亞洲各地的夥伴交換制度經驗。

這些場合的參與者，關心的事情各不相同。但討論到最後，常常會落在同一個問題上：

台灣不缺錢。但錢，沒有流到需要它的地方 。

先說清楚：這不是在檢討半導體

台積電是台灣的國家級資產，它的成功是我們這代人最大的運氣之一。我要談的不是產業本身，而是 資源配置的單一化 ——當公共財政、資本市場、人才供給與社會注意力都朝同一個方向傾斜時，其他領域會發生什麼事。

集中度已經是常被引用的數字： 台積電一家公司占台股市值約 42% ；它在 2025 年的用電量約當台灣全年用電的 10.2% 。這些數字本身都是成就，但它們也在無聲地定義一件事——什麼叫做「重要的產業」。

一級市場，最早被擠壓

除了協會的角色，我也以 SIC 永續影響力投資合夥人的身分，參與新創與早期投資。這個位置讓我看到一個總體數據裡不容易被看見的現象： 資源的集中，不只發生在產業之間，也發生在市場之間 。

先看全球。今年上半年全球創投投資達 5,021 億美元，已經超過 2025 年全年；但第二季有七成資金流向 AI，種子輪件數單季減少近三成。KPMG 的統計更直接：第一季五筆 AI 巨型交易，就吸走全球近六成的創投資金。錢變多了，拿到錢的公司卻變少了。

台灣的情況更值得細看。經濟部 FINDIT 平台統計的 2024 年全年資料顯示，創投參與的投資件數一年減少近 15%，海外投資人減少 35%，反而是國發基金的參與件數增加三成——公部門正在補民間撤出的位置。企業與企業創投參與了七成的交易，而台灣的企業資本，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在半導體與硬體供應鏈裡。今年五月，一位已完成 A 輪募資的創業者在媒體投書指出，本土出資人高度集中於半導體與硬體，應用端的新創「拿不到第一張天使輪支票」，A、B 輪的中段資金也在萎縮。

二級市場的熱鬧，又把這個擠壓放大了一層。台股 ETF 規模在今年八月初達到 7.5 兆元，光是今年就增加 3.6 兆元，受益人數合計超過 1,850 萬。當一檔市值型 ETF 就能提供亮眼的報酬和隨時可賣的流動性，要說服出資人把錢鎖進一支十年期的早期基金，機會成本從來沒有這麼高。一份追蹤 2021 年以來三百家新掛牌公司的研究更發現，台灣創投的超額報酬有一半以上，是在公司上市「之後」才實現的——就連創投自己最好的報酬，也有一大半落在二級市場。

在早期投資的現場，這兩股力量疊在一起的結果很具體： 半導體與 AI 硬體之外的新創—— 氣候、醫療、教育、社會創新—— 要拿到第一筆和第二筆資金，比幾年前難得多 。 而這些，恰好是台灣下一個十年最需要的解題者。

教室與社福現場

同樣的傾斜，也出現在教室裡。過去五年，全台高中 語文資優班的學生減少了 41% ，從 907 人降到 531 人。大學端，理工領域學生占 48.4%，五年增加 4.4 個百分點； 人文領域只剩 18.1% 。少子化是全面的，人文的萎縮卻是偏向的—— 學生不是變少了，是被引導到別的地方去了 。

社福現場則更急迫。今年四月，監察院糾正衛生福利部，點出社會福利委辦案的六大缺失：委辦案中 照顧服務員的時薪上限是 200 元 ，市場行情卻在 250 到 500 元之間，差額由非營利組織自行募款填補； 核銷款項可能延遲六到十個月 。

在一個經濟成長創半世紀新高的國家裡，照服員的委辦時薪上限是 200 元。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很難不讓人覺得哪裡出了問題。

環境與人文則是另一種缺口： 成功本身帶來的外部成本，目前沒有被任何人的資產負債表承接 ；而翻譯、出版、地方文史這些「消失之前沒有人會注意到」的東西，也不會出現在 GDP 的任何一個欄位裡。

四種資本，各有各的限制

把這些放在一起，會看到同一個結構： 它們都不是「沒有人關心」，而是「沒有適合的資本工具」 。

政府預算有排擠效應，社福預算的成長追不上整體經濟的規模。機構投資人受受託人責任約束，不能為了社會目的接受較低的報酬。慈善捐款總量有限，而且高度集中。創投本應承擔早期風險，卻正同時被產業集中與二級市場的高報酬雙重擠壓。

這不代表無解。但它提醒我們：缺的不是更多的錢，而是 另一種性質的錢 。

一股被低估的力量

在海外，這類缺口往往是由一股特定的力量先補上的： 願意等待、願意承擔早期風險，也願意跨越「投資」與「公益」界線的資本 。 國際上稱之為耐心資本，或催化資本。

它不只有一種樣貌。在美國，是基金會把捐贈基金的一部分投入與使命相關的投資——福特基金會就曾承諾撥出最高十億美元；在新加坡，是政府以制度誘因引導家族辦公室投入氣候與混合金融，淡馬錫信託旗下的亞洲慈善聯盟匯集的承諾已逾十億星元；在日本，是金融機構與公共年金在主管機關召集下一起進場，把影響力投資規模推到 18.65 兆日圓。

家族、基金會、企業、金融機構、公共資金——出資者各不相同，扮演的卻是同一種角色： 在市場還不願意進場的地方，先走進去 。

這股力量的價值不在規模，而在性質。一支早期基金需要向出資人解釋為什麼不去買 ETF；一個想清楚自己要促成什麼的出資者——不論是家族、企業還是基金會——則不需要。

台灣也需要這股力量

我相信台灣也需要，而且條件並不差。

台灣有全世界少見的產業密度，中國信託與政治大學產學合作的家族辦公室研究指出， 上市公司中超過七成屬於家族企業，非上市企業更超過九成 ；有正在訂定永續承諾與供應鏈減碳目標的企業；有規模龐大、正在尋找永續配置的金融與保險資金；也有國發基金與部會基金已經開始嘗試的公私共同投資。這些參與者手上握有的不只是資金，還有產業能力、客戶關係與通路——正是能讓一筆早期投資真正發揮作用的東西。

缺的，是把它們接起來的共同語言與機制。

錢在移動的時候

未來十年，台灣會有一大批資產同時進入重新配置的時刻：家族企業的交棒——兩成家族企業負責人已超過六十五歲，八成五的高資產客戶已啟動或正準備啟動傳承規劃；企業面對供應鏈減碳的新要求；金融機構追趕永續金融的目標。

錢在移動的時候，方向最容易被改變；一旦重新安頓下來，就很難再動了。

這些決定，會在家族會議、董事會、投資委員會與政策會議裡安靜地完成。我希望在那些房間裡，除了報酬與風險之外，也有人問出這一句：

這筆錢，除了繼續賺錢以外，還想讓台灣的哪一個地方變得不一樣？

繁榮不會自己找到需要它的地方。那得有人帶路。

作者為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常務理事，並為 SIC 永續影響力投資合夥人、倍恩資本董事長。文中對早期投資市場的觀察，來自作者參與 SIC 投資人社群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