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民觀點：高市早苗訪印─日印合作的歷史經緯、願景與實際的落差

7月1日至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訪問印度，並出席日印年度峰會、受到印度方面的熱情歡迎。2日-3日，高市早苗與莫迪進行首腦會談，並簽署涉及人工智慧、能源、安全等多領域的若干合作協定。這是2023年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印後，時隔三年日本首相再度訪印。本次高市早苗訪印，也可視為2025年8月印總理莫迪訪日後的回訪。 日本和印度均為世界排名前6的特大經濟體，也都是人口、文化、軍事大國，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本次日本首相訪印，正值日本與中國關係顯著惡化、美國特朗普政府戰略收縮、全球保守民粹和極端民族主義興盛下世界衝突和動盪增多之際，也就格外值得注目。 日本和印度有著較久的歷史連結和「傳統友誼」。在印度還是英國殖民地時，日本出於對抗英國需要、取代西方列強在亞洲擴張稱霸的野心，就以「反抗西方殖民」、「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等旗號，積極拉攏印度反英獨立運動勢力。如錢德拉·鮑斯等印度獨立運動家，也積極與日本合作，接收日方的資金和軍事援助。雖然日本幫助印度的動因複雜、居心不良，但客觀上確實對印度擺脫英國殖民和實現獨立起到作用。 這也就讓部分印度人對日本抱有好感。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法官之一的印度籍法官巴爾，就力主各日本戰犯無罪釋放。而即便二戰中站在盟軍一方的甘地、尼赫魯等印度要人也對日本不持惡感，他們和日本政要同為泛亞主義的宣導者，在國際議題上的主張多有相通。獨立後的印度與戰後復興的日本，各有所需，又無中日、韓日這樣的歷史怨仇，還都是冷戰中游離于美蘇之外傾向「中立」的勢力，就順利建立了邦交和友好合作關係。 不過，由於印度經濟長期低迷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與日本在地理上相隔較遠，以及冷戰陰雲籠罩下，雙方的實際合作是有限的。從1952年日印建交到1991年冷戰結束，對印外貿僅占到日本進出口份額的不到1%。印度對日進出口占印度外貿比例雖達約8%，但總量也不算高。印度對日本出口礦石換取日本高價值工業品，雖有互補之利，但也過於單薄而缺乏深度合作。 冷戰結束至今，國際形勢變化和民主化浪潮的盛行，讓日印兩國從傳統「泛亞主義」和「反殖民」友誼轉向更強調共同擁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價值觀同盟」。尤其在2000年代中日關係轉冷、2010年代中美對抗加劇後，日本更借助「價值觀外交」拉攏與中國存在競爭和衝突、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自稱的印度。 而經濟迅速發展急需外部投資和技術、與中國多次爆發邊境衝突、更與中國競爭新興大國和第三世界領頭人的印度，也日益需要日本這個域外大國的支持。中國和印度宿敵巴基斯坦的合作，更促使印度拉近與日本關係。在日本逐漸解禁軍事限制背景下，日印加強了軍事合作，包括聯合軍演、裝備合作、防長加外長定期會談機制等，雖名義上不針對他國，但實際顯然是以中國為假想敵。 而在經濟上，日印經貿額度在印度經濟崛起下有明顯增多，合作也更廣泛和深度，包括2011年簽訂《日印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雙方開放更多領域給對方。日本還簡化印度人赴日簽證程式、低廉收費。但日印經貿額度、人員交流密度，仍明顯低於日美、日中、日韓之間。 印日兩國雖然因歷史和現實原因，雙方都有較強烈意願與對方合作，但現實中關係並不如設想中親密。雙方雖把對方作為重要的國際合作夥伴，但在優先性上實際都放在美、歐、中三方及其他重要鄰國之後。 這不僅在於雙方地理相隔較遠、印度經濟滯後，還在於雙方族群和文化差異較大。雖然日本和印度都強調自己是亞洲國家，但兩國一個屬於東亞文明，一個屬於南亞文明，宗教信仰、傳統價值觀、人種和族屬、生活習慣，都大相徑庭。兩國人均收入和生活條件也相差懸殊。這就導致兩國各領域及兩國民眾之間，並不容易融洽的合作，而有種種有形無形的障礙和不便。 比如日印高層宣導的日印之間擴大人員往來、增加前往對方國家留學工作的設想，現實中就很難推進。因為印度較差的經濟條件、基建、治安，大多數日本人不願前往印度旅行、留學、工作。雖然不少印度人願意去日本，日本也需要廉價勞動力，但日本保守排外風氣很強，對於外來移民很排斥。印度等南亞裔比中韓等國國民在信仰、習慣、外貌等方面與日本人相差更大，更難被日本社會接納和融入。大多數印度人也難以承擔旅居日本的生活成本。 不過，在印度經濟迅速發展、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日印雙方皆強烈需要對方的情況下，印日合作仍然會得到加強。 本次高市早苗訪印，正值中日關係嚴重惡化、中國對若干日本軍工相關企業制裁、中日往來急劇減少之際。所以本次訪問必然有針對中國的意味。日本面對中國的敵意、壓力、制裁，很需要印度這個人口、國力與潛力、國際影響力與中國相仿的發展中大國。在不久前的G7峰會上，日本已爭取到西方盟友在印太爭端、稀土出口等問題上對日方的支持和對中國的不指名批評。本次日印首腦會談，自然是希望印方也能支持日方。 印度和中國雖然存在競爭和衝突，在中日之間與日方更友好，但估計並不會完全站在日本方面，也不會過於明確批評中國。對印度莫迪政府而言，發展經濟和提升國際影響力非常重要，為此既要加強與日本合作，又要避免印中關係重新惡化，為印度爭取良好國際環境。 雖然印度在莫迪執政後，與中國在2017年和2020年發生兩次邊境衝突，還造成人員傷亡，但雙方都不希望擴大化。近兩年印度軍政機構都降低了對中國批評的調門。國防部還對反映中印邊境衝突的電影《加勒萬河谷之戰》製作者施壓，要求刪除可能觸怒中國和激化中印矛盾的內容。中印也簽署了若干擴大經貿合作和人員交流的協定，兩國關係回暖。2025–26財年，中國超過美國重新成為印度最大交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國。這樣背景下，印度對日方對抗中國的若干戰略和倡議雖會認同，但不會過於積極針對中國。 代表日本保守勢力的自民黨籍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立場的印度人民黨籍總理莫迪，在「自由民主共同價值觀」之外，還有同屬保守民粹、右翼激進民族主義的「共同價值觀」。在全球民粹浪潮高企背景下，二人的會晤及其內外政策，也值得關注。但二人雖然價值觀很多相似，卻因都主張本國優先、以各自民族為榮耀，又難免存在具體利益和主張的分歧與衝突。 所以，本次高市早苗訪印和兩國首腦峰會，雖會讓兩國關係和合作有所加強，但成果也是有限的，不需唱衰也不宜高估。長期以來，印日兩國對雙邊關係的願景，與兩國實際合作情況，都存在不小落差。這在於兩國實際合作空間和能力，難以達到雙方設想的水準。日印兩國若把維繫兩國關係的重點放在對抗中國，雖一時形成凝聚力，卻難以建立更持久扎實的雙邊關係。不針對協力廠商、真正基於互惠互利的合作才持久和有益。 而日印關係加強背景下，中國確實將面臨更大挑戰，周邊壓力會增大。中國不會有激烈反應，但也會有所應對。如中國可能加強與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也會進一步鞏固與俄朝關係，與東南亞各國改善關係，建立基於經貿利益關係和中方宣導的價值觀的准聯盟力量，以應對日本、印度、西方的挑戰和圍堵。 ＊作者為旅歐中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