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觀點：數字繁榮下的社會失落感

近年來，台灣出現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一方面，經濟數據持續亮眼。出口創新高、股市屢創紀錄，高科技產業獲利驚人，國際機構對台灣經濟前景普遍抱持樂觀態度。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似乎正處於相當繁榮的階段。 但另一方面，多數民眾的感受卻截然不同。年輕人抱怨看不到未來，中產家庭擔心階級滑落，服務業與傳統產業經營壓力沉重。愈來愈多人開始產生一種疑問：如果台灣真的愈來愈富有，為什麼自己的生活卻沒有變得更輕鬆？這種落差，正是近年社會失落感持續擴大的根源。 問題並不在於經濟沒有成長，而在於財富成長的方式已經發生改變。過去數十年，台灣社會普遍相信一套簡單而有效的邏輯：接受教育、努力工作、累積經驗，生活便有機會逐步改善。財富雖有差距，但大致仍與個人的能力、勤奮和付出存在相當程度的連結。 然而今天，影響財富累積速度的關鍵因素，已逐漸從勞動收入轉向資產增值。在全球資金與科技浪潮推動下，高科技產業、股票市場與不動產價格快速上升，形成龐大的財富溢價效應。台積電、聯發科等科技權值股帶動股市長期上揚，科學園區周邊房價數年內翻倍成長，持有資產的人財富快速增加。 但對許多沒有資產的人而言，卻很難分享到同樣成果。 醫療、零售、餐飲等服務業仍面臨缺工、高成本與低利潤壓力；大量受薪階級的薪資成長速度，也遠遠追不上房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幅度。於是社會開始出現一種矛盾現象：經濟愈繁榮，多數人的挫折感反而愈強烈。 因為他們逐漸發現，決定財富差距的因素，不再完全是努力程度，而是是否站在資產增值的一側。同樣是三十歲的年輕人，有人因家庭早年持有房產，財富自然增加數千萬元；有人即使擁有高學歷、穩定工作和長工時，卻仍難以負擔都會區房價。這種差距最令人沮喪的地方在於，它往往不是努力與否的結果，而是起跑點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當愈來愈多人相信「工作不如買房」、「努力不如持有資產」，社會的價值觀便開始出現微妙變化。這也意味著，台灣正逐漸從一個「勞動社會」轉向「資產社會」。在勞動社會裡，人們相信教育與工作能夠改變命運；在資產社會裡，財富累積愈來愈依賴資產本身的增值能力。 當房價一年上漲的金額超過許多人數年的薪資所得時，工作與努力的意義自然受到質疑。而科技革命的發展，可能進一步擴大這種差距。人工智慧與半導體產業吸引大量資本、高薪人才與政策資源，形成明顯的明星產業效應。這些產業確實為台灣創造巨大競爭力，也成為支撐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但另一方面，許多非科技產業卻逐漸被邊緣化。 當資源與機會愈來愈集中於少數領域時，社會便容易形成「局部繁榮、整體焦慮」的結構。這種差距不僅存在於產業之間，也反映在區域發展上。新竹、竹北等科技聚落因高科技產業而快速繁榮，房價與所得同步上升；但許多傳統產業城市卻面臨人口流失、投資減少與青年外移問題。久而久之，同樣生活在台灣，人們卻彷彿置身兩個不同世界：一邊是AI與高科技創造的資本盛宴，另一邊則是看不到明顯改善機會的停滯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社會失落感未必來自真正的貧窮。 許多家庭的收入其實仍高於平均水準，但他們擔心的是自己逐漸被排除在繁榮之外。他們害怕即使雙薪、高學歷、長工時，也無法確保下一代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當「向上流動」變得愈來愈困難，人們失去的往往不是收入，而是希望。這種現象並非台灣獨有。美國矽谷、英國倫敦、日本東京以及許多高科技與金融中心，都曾面臨類似問題。 創新與資本創造龐大財富，同時也推升生活成本與社會分化。因此，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開始強調「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與「共享繁榮（Shared　Prosperity）」的重要性，希望讓更多人能夠參與經濟成果，而非僅由少數產業與少數群體獲益。對台灣而言，未來真正的挑戰或許已不只是如何創造更多財富，而是如何讓更多人分享財富。 強化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改善薪資結構、增加青年可負擔住宅供給、降低資產過度集中、建立更完整的技職教育與終身學習體系，都是縮小剝離感的重要方向。因為一個社會最珍貴的資產，不只是GDP數字，而是多數人對未來仍抱持希望。 畢竟，一個健康而穩定的社會，不應只有少數人感受到繁榮，而是大多數人都相信：只要持續努力，自己與下一代仍有機會參與未來、分享成長。否則，即使股市再創新高、GDP持續上升，若愈來愈多人被排除在繁榮之外，經濟成長終究難以轉化為真正的社會進步。 ＊作者為經濟與社會現象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