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油事件延燒至今,中央與地方互相究責,政黨動員支持者走上街頭,媒體版面充斥著「誰該下台」、「誰在蓋牌」、「誰逼人民吃毒油」等政治攻防。一場原本屬於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危機,很快便被推向政治對立的舞台。然而,比誰得分、誰失分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台灣幾乎每一次公共危機,最後都演變成治理危機?
從疫情、缺蛋、停電、進口雞蛋到今天的毒油事件,議題不同,劇本卻高度相似:危機爆發、媒體放大、政治對立、街頭動員、互相究責,最後事件逐漸淡出新聞,但真正需要修補的制度卻沒有留下多少改變。危機一再重演,不只是因為風險仍然存在,更因為制度沒有真正從危機中完成學習,也因此失去將危機轉化為制度進步的能力。
食品安全本來就是一項高度依賴科學與制度的公共治理工作,而不是政治立場的競賽。以此次受到關注的苯駢芘(BaP)為例,它確實是國際公認的致癌物,因此政府依法抽驗、追查流向、要求下架及公布資訊,都是必要措施。然而,檢出致癌物並不等於立即形成公共健康危機,真正的風險仍須依污染濃度、暴露時間、攝取量及不同族群的暴露情境進行完整評估。
換言之,食品安全從來不是安全或危險的二元判斷,而是一套建立在科學證據、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上的治理制度。如果政治語言凌駕於科學判斷之上,不但無法提升食品安全,反而可能因資訊失真放大社會恐慌,削弱人民對專業機構的信任。
然而,科學只是危機治理的一部分,更大的考驗仍在於制度是否有效運作。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所以採取中央統籌、地方執行的制度設計,本質上就是一套分工合作而非責任轉移的治理架構。中央負責跨縣市資訊整合、風險評估、產品流向追蹤及建立一致標準;地方則承擔第一線查核、抽驗、封存、命令下架與裁罰等執法工作。中央固然應提升資訊揭露速度與風險溝通品質,地方也不能將責任建立在等待中央通知之上。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是把責任集中於某一層級,而是讓每一個制度節點都能在危機發生時即時發揮功能。
令人遺憾的是,在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情緒的傳播速度往往遠快於制度修正的速度。一句政治口號,比一份風險評估報告更容易擴散;一場街頭抗議,也比一次跨機關檢討更容易占據新聞版面。民主需要監督,更需要治理;監督的目的應是促進制度改善,而不是取代制度本身。當公共危機只能依靠政治動員回應,民主運作便可能從制度競爭退化為情緒競爭,公共政策也可能從專業治理滑向聲量治理。
真正受到侵蝕的,不只是政府公信力,而是人民對民主制度能否解決問題的信任。二十一世紀民主最大的挑戰,早已不是如何贏得選舉,而是如何治理愈來愈複雜的公共事務。食品安全、能源轉型、疫情防治、人工智慧、生物科技與極端氣候,都具有高度專業性與高度不確定性,很難透過一句政治口號或一次街頭抗議獲得真正答案。
當公共問題愈來愈複雜,民主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政治參與,更需要成熟的制度合作、可信的專業判斷,以及足以建立社會共識的風險溝通能力。專業不是民主的對立面,而是民主得以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成熟的民主,不是讓政治凌駕專業,而是讓政治保障專業;不是讓情緒取代制度,而是讓制度回應人民的不安。
當毒油事件終將退燒,我們真正應該留下的,不只是政治記憶,而是制度記憶。我們更應藉由這場危機重新檢視食品追溯、風險評估、跨機關協調、資訊揭露與中央地方分工,讓治理能力比危機發生前更加成熟。因為成熟民主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沒有危機,而在於每一次危機,都能讓制度比昨天更進步。
如果每一次公共危機留下的,都只是更激烈的政治對立,而制度始終停留原地,那麼真正流失的,就不只是食品安全,也不只是政府信任,而是民主面對複雜公共問題的治理能力。而一個失去治理能力的民主,即使仍然擁有選舉,也很難真正回應人民的不安。
*作者為台灣永續治理論壇發起人、文化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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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PR Times
- 分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