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當教師工會彼此開火，誰來守住教育的信任？

當兩個教師工會都聲稱自己是在守護教育時，真正需要被守護的，或許不是任何個人，而是教育制度本身。

高雄岡山國小校長的去留爭議，近日因兩個教師工會公開交鋒，再度成為教育界矚目的焦點。一方主張，校內已有超過七成教職員支持校長留任，不應因個別爭議推翻多數教師的信任；另一方則認為，當教師遭受不公平對待時，工會本就有責任挺身而出，不能讓行政權力或多數意見掩蓋少數教師的權益。雙方都堅信自己是在維護教育價值，也都相信自己代表了教育現場真正需要被聽見的聲音。

然而，當不同工會以「守護教育」之名公開對立，社會真正該關心的，或許已非哪一方的聲音較大、哪一方掌握較多輿論支持，而是教師工會應如何善用其影響力。個案的是非曲直，終究應回歸主管機關依法調查，由完整事證與法定程序作出判斷；但工會的價值、理念與公共責任，卻值得藉此事件重新檢視。

教師工會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製造對立，而是為了修補制度。其存在的意義，在於讓個別教師面對龐大行政體系時，不致孤立無援；在制度失衡時，協助教育現場找回公平；也在教育政策偏離專業時，提出建設性的監督與改革建議。因此，工會理所當然應維護教師權益，但維護權益不代表可讓輿論取代程序；協助會員，也不代表可預先為任何案件下結論。真正成熟的工會，應保護的是程序，而非立場。

近年來，隨著社群媒體興起，教師工會的影響力早已超越傳統勞動組織的角色。新聞稿、直播、短影音與社群平台，讓工會擁有前所未有的公共話語權，每一次發言都可能迅速影響社會輿論。影響力愈大，責任就愈重。若工會開始依賴媒體操作、輿論攻防與網路聲量處理個案，甚至讓社會在調查完成前，就預設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那麼工會便可能從制度改革的推動者，逐漸淪為另一種「輿論審判者」。

教育最害怕的，不是真相被調查，而是真相尚未釐清前，所有人就已被貼上標籤。教育工作者每天都在教導孩子：不可以霸凌、不可以未審先判，也不能因多數人的看法就認定事情為真。若教育團體自身卻讓聲量凌駕程序，不僅無助於化解衝突，更可能削弱教育最重要的示範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多數教師支持某位校長，就直接推論所有申訴皆無理由；同樣地，也不能因個別教師提出申訴，就否定整體學校的治理成果。民主重視多數意見，法治保障少數權利，兩者並不衝突。任何校內支持度都值得主管機關參考，但任何符合法定程序的申訴，也都應接受公平調查；若調查結果認定確有不當行為，就應予以尊重；若程序存在瑕疵，也應提供完善救濟，而非讓輿論代替制度。工會真正該努力的，不是讓社會相信自己，而是讓社會相信程序。

事實上，近年教師工會在爭取教師待遇、推動行政減量、改善特殊教育資源、提升教育品質等議題上，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獲得許多第一線教師的支持與信任。正因如此，社會對工會的期待，早已不只是會員服務，而是教育公共利益的重要守護者。工會可監督行政、批評政策、為會員發聲，也可要求制度改革；但不能因代表教師，就忽略校長、行政人員、學生與家長同樣都是教育共同體的一員。

教育從來不是零和競爭。教師權益與學生權益並非對立，校長與教師也不應永遠站在衝突的兩端。真正成熟的工會，不會急著替任何一方貼上標籤，也不會把不同立場的人都視為敵人，而是努力建立一套讓不同角色都願意相信的制度。當工會的角色從「替會員說話」提升至「替教育制度負責」，它才能真正贏得社會長久的信任。

同樣值得反思的，還有教育行政機關的角色。當校園衝突愈來愈容易透過社群媒體快速擴散，主管機關更不能只是等待風向，或透過調職、安置等方式暫時平息爭議，而應勇於依據事證作出決定，並清楚說明程序與理由，讓教育現場相信，決策來自制度，而非來自聲量。否則，每一次個案都可能演變成不同工會、不同團體之間的輿論競賽，每一位教師、校長或行政人員，也都可能成為下一場風暴的主角。

教育需要工會，而且需要強而有力的教師工會。然而，真正值得敬重的工會，不是因其擁有最多會員、最大的聲量，或最強的動員能力，而是因其始終願意把程序正義放在立場之前，把教育公共利益放在組織利益之前，把制度改革放在個案攻防之前。

當教師工會彼此都聲稱自己是在守護教育時，我們更應共同守住一個底線：教育不能靠聲量決定是非，工會也不能讓立場取代程序。當教師工會把制度放在立場之前，把程序放在情緒之前，把教育公共利益放在組織利益之前，它守護的就不只是教師，而是整個教育最珍貴、也最難重建的——社會信任。

這或許才是教師工會真正的價值，也是所有教育改革最應堅守的初心。

＊作者為國小教師、屏教產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