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亂觀點：半生孤影一世污名─被「強制驅離」陰影籠罩的榮民陸配遺屬們

在台北市大安區的芳蘭山半山腰，有一片仿佛被時間遺忘的眷村，叫芳蘭山莊。一片老舊、低矮的克難房中，幾面高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其間迎風招搖，非常惹眼，它像一塊尷尬的補丁，縫在台北不斷向外蔓延的新織錦上。芳蘭山莊中有兩座四五層樓的空軍榮民退舍，走近看，歷史的經緯畢現：屋齡超過半個世紀的單身宿舍，牆皮剝落、陳灰撲撲。一層樓，幾十扇門，共用盡頭的廁所與澡間。你很難想象如今竟還住著一群風燭殘年的老人，其中大部分，是陸配。 目前，這座退舍還有十六個老兵活著。最年輕的，九十八歲，他眼色渾濁，看見陌生人，嘴角偶爾抽動一下，仿佛從一場很長的夢中醒來。他是這裡「榮民自治會」的會長。自治，這個詞在這條走廊裡沒有回聲。管理這棟樓的，是時間本身。 另一半住戶，是老兵們走後留下的女人，她們有一個統稱——榮民遺屬。她們從海峽那邊來，如今，牆上掛著的、玻璃框裡微笑的、早已不說話的，是她們的丈夫。她們便成了這棟樓裡的「遺屬」，如今，她們風燭殘年，頭上卻懸著一場不知何時降臨的滅頂之災。 要理解她們為何蜷縮於此，得先拂開一層更久遠的歷史濃霧。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一百二十萬人渡海而來，其中六十萬是軍人。他們多是鄉間少年，被抓了壯丁，懵懵懂懂穿上軍裝，一路南退，稀裡糊涂上了船，眼睛望著漸行漸遠的海岸線，再回頭，已是暮年。為了「強化戰斗意志」，一九五二年，一紙〈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落下：作戰部隊、軍校學生、未滿役期者，一律不得婚嫁。禁令在1959年略有放寬，到1974年才把限制范圍縮小到直接參戰者、執行緊急防務者和軍校學生。 直到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探親開放，最先湧向碼頭和機場的，正是這群老人們。他們看見故鄉的田野依舊，父母卻已白髮蒼蒼，或者青山埋骨，而他們新兵變成老兵，卻依舊孑然一身。傳宗接代也好，情感陪伴也好，總之，雖然大多已經年過六旬，但他們終於有機會趁著能力所及在大陸娶親，一時間，重新娶年輕老鄉回台生活，蔚然成風。 她們三、四十歲，或離異，或喪偶，臉上有風霜，眼裡有猶疑。海峽那邊的日子清苦，這邊的承諾雖然薄——一間宿舍，一份（往生之後的）半俸——卻是一份安穩的指望。 一九九一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出台；一九九二年，陸配來台定居有了法源。兩岸婚姻的潮水，正式漲起來了。 根據台灣移民署的公開資料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台榮民有配偶者30.27萬人，佔榮民總數67.2%；其中榮民的大陸配偶累計來台32,656人，佔全國陸配總數的一成有餘。 這些數字背後，是一整代被禁婚令延誤了青春、又在戒嚴解除後倉促補上婚姻這一課的老人，以及一群遠渡海峽、用後半生賭一個安穩晚年的女人。 芳蘭山莊的黃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七十八歲，浙江人，腰板還算挺直。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剛五十三歲。她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就是來做保姆的。」榮民丈夫九十七歲往生，她便留在了這間不用付租金的宿舍裡，她無處可去，也無力承擔另尋住處的成本。冰箱壞了，修不起。即便修好，也捨不得用電。所以她很少買菜，靠著每月一萬三千塊台幣的半俸度日。 我問了那個台灣人經常問陸配的問題：這麼苦，為什麼不回大陸？ 她苦笑：「回去怎麼活？沒有醫保，沒有社保。回去，只能拖累兒女。」那是她跟大陸前夫生的孩子，如今，兒女也快60歲了。 她們從未在大陸繳過社保醫保，在最需要花錢看病的年紀，回去只能一無所有。而在這裡，有健保，有榮總醫院對榮民眷屬的優惠。這是她們無法拔腿離開的最大理由。 八十八歲的楊大姐，是另一種況味。她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已六十三歲，先生九十八歲離世。她出生在上海，年輕時支邊貴州，如今滿口貴陽話，讓我這個四川人聽起來莫名地親切。她有兒女在貴陽，在她前幾年病重得不能生活自理的時候，曾來照顧過她，之後便回去了。但她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回去。她有一萬七的半俸，加上八千多的老人年金，在遺屬中算「寬裕」的。可這寬裕，不過是在這四樓的小屋裡「等死」的盤纏。她一隻眼睛失明了，雙腿站不久，與人說兩句就得坐下，於是聊個天，她得頻頻道歉「對不起啊，我只能坐著」。就這樣的腿，卻要每天端著助行器，顫顫巍巍地，一級一級，從四樓挪下去，再挪到超市，買一把青菜，幾顆雞蛋。 項大姐七十三歲，浙江人，看起來比實際年輕些。一九九二年她便來了，是最早合法落地的那一批。她很難說自己幸不幸運——她和老兵先生結婚的第一天，就看見他在吃藥。可泡在藥罐子裡幾十年，竟然一晃眼成為了101歲的人瑞。長壽未必幸福，他已經阿茲海默症多年，無法走動，卻又「精力旺盛」，一個人在家或者夜深人靜時，就喜歡用身體「咚咚咚」地撞門。耍脾氣時，就拒絕進食，還逢人便喊：「她在下毒！」 項大姐曾帶他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可是，歸根哪有那麼容易。老人半夜撞門的聲音，鬧得鄰居們苦不堪言。請看護，一個月八千人民幣，而他的退休俸折合不到六千。沒有健保，在大陸看不起病。於是又把他帶回台灣，窩在這三坪大的屋裡，繼續聽著那「咚咚」的撞門聲，日復一日。 最讓我無法忘懷的，是林大姐。 她七十八歲，來自浙江舟山。可在台灣生活了20多年的她，竟瘦得像一截枯枝，目測不足四十公斤。每月只有八千多塊的低收入補助。她將一把青菜按腐爛程度分成四份：「這蔫了，今天吃；這兩根好一點，明天。」四天，就靠這一把青菜煮稀飯，毫無油葷。一個月吃四顆雞蛋，一個星期一顆。實在饞了，就買最便宜的龍骨，六十塊錢四小塊，每月只舍得「奢侈」一次。其餘時候，便告慰自己：「信佛，吃素。」 冰箱是壞的，骨頭沒法冰，便放在碗裡泡著水，她相信這樣能壞得慢一點。這樣的生活品質，在中國最貧困的山村，也得被驚呼一句「可憐人」。 她渾身是病，甚至有身心障礙證，可是去區公所問有沒有一點點補貼可以改善生活，得到的答復是：一分沒有。 為什麼沒有拿到已故老兵先生的半俸？說起來，像根針扎在心上。先生走後，她本有一萬五的半俸。但先生一生念著落葉歸根，可老家早已無親，根本不知魂歸何處。最終，她決定，把先生的骨灰帶回自己的老家舟山安葬。跨海的後事，花費巨大。她把半俸一次性取了出來，全用在完成先生遺願上面。錢花光了，她只能申請八千多塊的老人年金。 就這樣，她還在存錢。因為先生的百歲冥誕快到了，她想給他做法事。「他生前很尊重我，我們感情好，」她說，「人要講情義。」 她每天吃兩根青菜煮稀飯，卻要攢錢給亡夫做一場法事。這荒謬的對比裡，有一種令人心碎的人性莊嚴。情義二字，在這樣的角落裡，卻開出最重的花。 然而，她們都面臨同一個命運：被強制驅離。哪怕就是如此老舊的單身宿舍，也容不下她們的風燭殘年。 因為這些單身宿舍名義上是屬於榮民老兵的，按照慣例，等最後一位老兵也走了，就只能讓所有遺屬搬走，騰出這棟老樓。至於遺屬們去哪裡？官方的回答是：可以申請榮民之家，免費。可她們去問了，台北榮家的名單，已排到七百九十號。有生之年，怕是等不到了。新建的養老國宅，在木柵更深的山上，要收費，而且生活和交通極不方便。七、八十歲的老人，經不起再一次遷徙了。 可她們還算「幸運」——至少眼下不用交房租。而在五分鐘車程外的忠勤三莊，情況更糟。 忠勤三莊看似偏遠，卻具有相當好的區位條件：緊鄰文山森林公園，距離捷運站只有5分鐘腳程，超商也很近。 這裡緊挨著一片光鮮的青年社會住宅。甚至忠勤三莊這一棟樓都被一分為二，四、五層被粉刷一新，是侘寂風的青年公寓；一到三層，卻斑駁破敗，像印度貧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