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專訪林孝庭：重塑中華民國的李登輝時代，留給台灣什麼遺產？

1999年，李登輝在接受DW專訪時提出「兩國論」，震撼國際社會。他在12年的任期內推動民主化改革，被稱為「寧靜革命」。2026年是台灣總統直選30週年，也是李登輝逝世6週年。林孝庭在新書中，通過分析多國解密檔案和史料，重新探討李登輝的政治遺產。李登輝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接受日式教育，曾短暫受左翼思想影響並加入共產黨。作為農業學者，他受蔣經國重用，加入國民黨並進入政壇。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作為副總統接班，並推動一系列民主化改革。1999年，李登輝以總統身份接受DW專訪，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即所謂的「兩國論」，對兩岸關係產生深遠影響。以下是林孝庭接受DW專訪的內容，經編輯、節錄後刊出： DW：新書命名為《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為何說是「意外國度」？ 林孝庭：這是我延續之前的兩本著作，第一本是10年前的《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第二本書是《蔣經國的台灣時代》，這本是第三本，等於是戰後台灣歷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我在第一本書裡頭提到，1949年前後在中國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在台、澎、金、馬成立的一片「意外的國度」生存下來了，本來也許在內戰中就消滅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就沒有了，結果它在台、澎、金、馬生存下來，然後延續到整個冷戰威權時代。 一直到了90年代李登輝總統執政的時候，這一片意外的國度它發生了一個質變，至少是一個重塑，重新定義了什麼叫做中華民國。這是我一個核心的重要提問、一個命題，所以這本書我環繞在這一片台、澎、金、馬生存下來的中華民國，從兩蔣一直到李登輝，它發生了怎麼樣一個轉變？兩個時代之間，從威權走到民主，台灣這塊土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想這是我這本書最主要想要去處理的。 DW：李登輝的兩岸論述，如何重塑台灣／中華民國？ 林孝庭：我必須要非常強調一點，很多人覺得李登輝是在96年擔任民選總統之後，慢慢有非常強烈的本土意識，甚至是所謂的「台獨」或「獨台」，但是在書裡頭我找到了非常多的證據，他在1990年代初期，當手上權力還沒有真正的完整的時候，他其實就已經有「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一個構想。 在1990年我記得是7、8月吧，他寫信給當時的美國老布希總統，祝賀他在伊拉克戰爭獲勝，他（李登輝）在英文信函裡頭就寫了「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他第一次真的在正式的信函裡頭、總統對總統的信函裡頭，提到這麼一個概念——中華民國在台灣。 當然這個概念不斷的延伸、演進，到了99年就變成一個「兩岸互不隸屬」的概念，就是所謂的「兩國論」、「特殊國與國（關係）」。我們想想，「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句話的潛台詞，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這其實很難說沒有這種屬於兩國、國與國之間、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這樣一種意涵存在。所以其實不是在他任期的晚年、到了90年代的晚期，其實在90年代初期他就在強調這個，這是我是覺得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DW：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在1999年接受DW專訪時，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您提到他在之前就已經有「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概念，後來發展成為所謂的「兩國論」。當時的時空背景，是什麼促成了這個概念或論述的誕生？對兩岸關係造成什麼歷史影響？ 林孝庭：其實是有一個演進的過程。李登輝在上台剛開始的頭幾年，我相信他是真心相信、真的認定改善兩岸關係跟拓展台灣的外交生存空間，兩者可以並行不悖、應該要並行不悖。就像是國際上的分裂國家一樣，比如說南、北韓跟東、西德，他們同時都加入聯合國，也同時都不排斥未來統一的選項。 因為他（李登輝）背負所謂的中國色彩非常濃厚，他從蔣經國的手上接下了總統的位置，因為推動民主化，必須要把動員戡亂體制拿掉，拿掉之後，務實地承認中共政權統治全中國大陸。這種情況之下，過去40年喊了震耳欲聾的所謂共匪叛亂集團，現在突然一夕之間，你務實地承認它了，你要跟它打交道了，你要三通，你要準備兩岸交流，那對岸這個定義是什麼呢？這都要重新去界定。過去那一套論述在90年代民主化的台灣之後已經不太適用了，那該怎麼去重新定義兩岸關係跟重新定義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我想李登輝在從擔任副總統時期一路上來，他其實就不斷在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到最後變成一個「特殊國與國」？我覺得是有一個特定的時空脈絡跟背景，那就是1997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他要尋求跟對岸中國大陸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美中之間要強強聯手，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夥伴關係情況之下，他不希望一個民主化的台灣跟民選之後、李登輝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成為美中關係發展的一個絆腳石。所以等於是有一個「一中框架」重新套在台灣的頭上，具體展現就是在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的時候，在上海公開說出了對台「新三不」——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作為身份的國際組織。當時對於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李登輝任期的最後兩年，他所作所為都在於想辦法去打破「一中」的框架。他認為台灣走到今天都已經實現民主化了，這個政府具有完整、十足的代表性跟正當性，不應該再被國際社會所忽略。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書裡頭提到，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提出，是他在反制美中聯手將「一中」框架套在台灣，（是）反制措施的其中一環，這是我一個最大的論點。 DW：您的意思，我可以理解成美中在強化「一中」框架的同時，李登輝在務實尋找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嗎？ 林孝庭：對的。在他的認知裡頭，當整個國際社會、整個形勢對台灣越不利的時候，他希望在逐漸被關上的戰略門縫裡頭，設法替台灣去開拓還沒有被關上的這個門縫。當然後來在美中的強大壓力之下，他的確是慢慢收回了兩國論，譬如說本來兩國論他是希望修憲的時候能夠入憲，但是在美國跟對岸中國大陸的壓力之下，他默默的收回了。 但是話既然說出口了，他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說出口，等於是悄悄打開了一個能夠被說出來的範圍。或許在他心裡頭他覺得這反而是好事，雖然鬧得很大，對岸反應也非常激烈，但是他會覺得：我替我的未來繼任者、未來不管誰擔任總統也許都比較好做點事。因為一個本來不應該被說出口的事情已經被說出來了。 DW：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您會怎麼解讀或評價這個論述拋出之後，是否對兩岸歷史產生了決定性的變化？ 林孝庭：是的。李登輝2000年卸任之後一直到今天，已經26年了，他在任內的許多的措施、所作所為一直到今天都還持續影響著兩岸關係，影響著台灣內部的政治的互動，包括不同政黨之間實際的政治運作跟操作，我覺得他在任內所留下來所謂的歷史遺緒，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影響著我們台灣的方方面面。 以「特殊的國與國」來說，因為他提出一個「兩岸互不隸屬」的概念，延續到今天不斷地被演繹、不斷地演進，到今天就變成「中華民國台灣」的概念，等於是台灣內部社會一個可能比較主流的共識吧。這東西都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