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觀點：國家主導戰略性產業政策－「超全球化」時代的落幕

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全球經濟政策領域正深刻地經歷一場深層次的範式轉移。這種轉向融合了國家戰略意志、地緣政治安全思維與前瞻性產業升級目標的複合型經濟治理模式。若從思想光譜的維度進行審視，這股正在匯聚成潮的趨勢，在全球範圍內的強勢回歸。這種回歸並非偶然，它是對冷戰結束後三十餘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以及近年來頻發的地緣政治衝擊、公共衛生危機與科技革命所做出的系統性回應。

這種策略組合拳，折射出全球主要經濟體在金融危機、疫情衝擊與地緣對抗之後，正在逐步形成的一種新政策共識：即單純依賴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已急劇遞減，必須讓財政政策重回宏觀調控的核心位置，並且財政擴張必須與國家戰略目標緊密結合。

若以宏觀視角審視近年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走向，可以清晰地發現一股強大的共同趨勢：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正在經濟生活中重新擴張其職能邊界，但其背後的行動邏輯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左翼福利國家模式，而是帶有強烈國家戰略導向、安全優先思維和產業保護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經濟治理哲學。

美國的政策轉向尤為明顯且具有全球示範效應。從川普時期發動的對華關稅戰、高調推動製造業回流和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拜登政府上臺後，雖然在政治修辭上與前任截然不同，但在經濟政策實踐上卻並未逆轉這一趨勢，反而以更具系統性的方式將其制度化、長期化。拜登政府接連推動通過了《基礎設施投資就業法》、《晶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膨削減法案》。

這些法案的核心是美國聯邦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力度，直接介入半導體製造、清潔能源技術、電動汽車供應鏈等關鍵產業領域，提供鉅額的財政補貼、稅收抵免和研發支持。這一系列法案的通過，標誌著美國已徹底告別了其曾在全球極力推廣的華盛頓共識，轉向一種由國家主導、以戰略競爭為導向的產業政策新時代。

歐洲大陸同樣呈現出類似的發展軌跡。德國和法國，作為歐盟的雙引擎，正在大力推動能源轉型（旨在擺脫對俄羅斯化石能源的依賴）和關鍵製造業（如製藥、晶片、新能源汽車）的回流或「近岸外包」。歐盟層面更是系統性地提出了「戰略自主」的宏大概念，試圖在國防安全、數字經濟、供應鏈韌性等關鍵領域，降低對外部尤其是對中國的依賴，建立歐洲自主掌控的能力體系。歐盟的外國補貼條例、數位市場法等一系列新規，本質上都是在為其內部市場建立一道防護牆。

在東亞，韓國與台灣地區長期以來便採取了產業導向型的發展模式，政府通過產業規劃、政策引導和與大型企業集團的緊密協作，推動半導體、面板、精密製造等高科技產業的持續升級。近年來，這種模式在應對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挑戰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中國大陸則以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通過「製造業強國」戰略，對半導體、人工智慧、新能源、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進行了超大規模的戰略投資。

儘管這些經濟體的政治制度、市場發育程度和具體政策工具有著顯著差異，但它們的核心理念正前所未有地趨同：在全球競爭日益表現為科技競爭和產業鏈主導權競爭的時代，國家必須主動出擊，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去塑造本國的產業結構和未來的科技競爭力。

國家主導的戰略性產業政策時代因此更加強調對經濟的供給側進行深度重塑，而非僅僅滿足於維護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環境。政府不再滿足於透過貨幣政策調節總需求，而是更直接地參與到產業的區域佈局、關鍵技術的研發投資以及未來產業標準的制定中。

財政擴張的內涵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種普遍的、覆蓋全民的福利支出擴張，而是強調「戰略性擴張」。即有限的財政資源被集中投入到事關國家安全和未來競爭力的關鍵領域，如先進製造、國防科技、網絡安全、清潔能源和基礎科研設施，而非用於維持一個不斷擴張的、高成本的社會福利體系。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路，正是保守主義經濟學在操作層面的典型特徵。

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數位科技革命，是國家主導的戰略性產業政策時代回歸的重要推動力量。AI 技術的飛速發展正在從根本上重新定義生產效率的邊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以及產業競爭的商業模式。其巨大的技術外溢效應和重塑千行百業的潛力，使其成為了各國必爭的戰略制高點。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個希望在未來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國家，都必須投入鉅額的公共資源，用於支援底層演算法的基礎研究、超大規模算力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涵蓋數學、資訊科學等領域的頂尖人才培養。

這些政策共同指向一個新的現實：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機制正在發生逆轉，由過去單純追求效率最優化的市場邏輯，轉向了效率與安全並重，甚至在特定領域安全優先的戰略邏輯。各國不再無條件地追求完全開放的全球市場，而是致力於在自身戰略邊界內，建立一個既可持續發展又能抵禦外部衝擊的「安全邊界內的繁榮」體系。

財政政策的角色將完成一次歷史性的轉變，從傳統的以平滑經濟波動為目標的需求管理工具，轉變為服務於國家長期戰略目標的戰略投資引擎。公共支出的流向將越來越集中於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包括修繕和新建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投資於基礎科學和突破關鍵領域的「技術瓶頸」，以及強化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體系。與此相對應，全球化的既有模式也將出現深刻的結構性重構。一個由單一全球市場和統一規則體系所定義的「超全球化」時代正在落幕。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本文為「新冷戰下的經濟棋局」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