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專欄：福奇會被定罪嗎？

2026年7月29日，前白宮防疫顧問福奇（Anthony Fauci）出席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由長年追查他的共和黨參議員保羅（Rand Paul）主持，原本是要就新冠疫情起源與政府決策問責，逐一提問。福奇在開場聲明裡表示，出於對國會的尊重，他過去38年間配合國會作證或簡報超過200次，但這一次在律師建議下，他決定不回答任何問題。整場將近三小時的聽證會裡，福奇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自證己罪，總計111次。福奇的態度引起批評者的憤怒。保羅準備星期四參議院投票，指控福奇「藐視法庭」。事情還迅速從國會延伸到了州層級。多個州宣佈要對福奇展開調查。 福奇的法律風險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方向。 第一，聯邦赦免是否有效。 2025年1月19日，拜登在卸任前幾小時，給予福奇一份「完整且無條件」的預防性赦免，涵蓋他自2014年1月1日起、以NIAID主任、白宮COVID應對小組成員、及總醫療顧問身分，可能觸犯的「任何」聯邦罪行。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赦免方式——赦免對象甚至還沒有被正式調查、更談不上被指控任何具體罪名。拜登的聲明將此定調為保護福奇免於「政治動機的迫害」。福奇當時公開表示感謝，並強調「我沒有犯任何罪，也沒有任何合理根據可以指控或調查我」。 然而，這份赦免的範圍只涵蓋2025年1月19日之前、且屬於聯邦層級的罪行。這個範圍是明確的，赦免的相關風險在於另一條戰線，赦免本身有沒有法律效力，即「自動筆爭議」。 2025年3月，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宣稱，拜登卸任前對「一六委員會」（調查國會山暴動）成員等人的赦免，是用自動筆（一種機械簽名裝置）簽署的，因此「即刻宣告無效、失效、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這個說法後來延伸到福奇身上。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司法部赦免事務律師Ed Martin，在2025年10月的一封郵件裡表示，他的辦公室「無法在進一步調查與事實認定之前，支持像福奇、Adam Schiff、Mark Milley這些人的自動筆赦免的有效性」。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在2025年10月的最終報告裡，也主張這些自動筆簽署的赦免「無效」。 但這個說法遭到相當一致的法律共識的反駁：憲法從未要求總統必須親手簽署赦免令。多位法律學者指出，1929年司法部法律顧問室、以及2005年小布希政府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備忘錄，都已明確指出，總統簽署文件（包括赦免令）不需要親筆簽名，使用機械裝置簽名是合法的。因此，即使真的是用自動筆簽的，法律上也不構成問題，因為總統簽署的關鍵，是這份文件是否代表總統本人的決定和授權，不是筆跡本身。 而且，赦免一旦完成送達與接受，就不能被撤銷——這個原則，可以從1869年的In re De Puy案理解：卸任總統約翰遜在離任前一天簽發的赦免令，因為還沒送達到當事人手上，被新任總統格蘭特下令撤回，法院判定這個撤回有效，理由正是「尚未送達」。這個判決反過來印證了一個原則：一旦送達並被接受，赦免就不能再被撤銷。福奇的情況，剛好落在「已經送達且已被接受」的那一邊——他在2025年1月19日，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感謝並接受了這份赦免，這意味著，即使套用De Puy案的邏輯，福奇的赦免，也已經超過了唯一可能被撤銷的那個窗口期。 所以，「自動筆讓赦免無效」這個說法，雖然在政治上持續被拿出來炒作，但在法律上，幾乎找不到支持它的依據。它更接近一種政治施壓的話術，而不是一個真正可能推翻赦免的法律路徑。 第二，藐視國會？福奇有沒有在聽證會上使用第五修正案的權利？ 第五修正案保護的核心，是「不能強迫自證其罪」，這是美國法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然而，有人質疑，既然福奇已獲得一份涵蓋2014年以來所有可能聯邦罪行的「預防性全面赦免」，為什麼還需要主張「拒絕自證己罪」？ 比如，保羅就認為福奇根本無權引用第五修正案，因為福奇已經被赦免了。這是他推動國會投票指控「藐視國會」的基礎。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在聽證會上質疑：「你根本沒有第五修正案的權利，因為你已經被赦免了，你自己心裡清楚。」總之，批評者認為，赦免已經排除了自證己罪的風險，他沒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 當然，即便在共和黨中，也不是沒有反對聲音。比如同一場聽證會裡，共和黨參議員Lankford就說：「基於他在州罪、或任何未來罪行上仍受到的保護，他確實擁有第五修正案的權利，這跟起源說本身是不同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福奇當然有權引用第五修正案。 首先，這裡的問題從來不是「福奇有沒有被赦免」，而是「他現在說的話，有沒有可能被用來讓他入罪」。正如福奇所言，保羅多年來多次公開呼籲要把他關進監獄，這場聽證會的目的，是要引他說出任何可能被用來重新起訴他的話，而不是真正的國會監督。 其次，三個州檢察長，在聽證會前後幾乎同一時間，公開宣布展開調查，目的就是要看福奇「有沒有觸犯州法」——路易斯安那州檢察長Murrill甚至直接說「福奇說謊了」，並表示要調查他是否觸犯「可以在我們州法院被追訴的其他罪行」。這幾位檢察長的行動，等於是在公開宣告：福奇現在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拿來，作為州層級起訴的證據。 這正是第五修正案設計要處理的情境。福奇的律師不需要證明「州檢察官一定會起訴」，只需要證明「州層級的入罪風險，是真實存在、不是憑空想像的」——而三位檢察長親自公開宣布調查，已經是能想像到最強的證明。共和黨州檢察長們一邊高調宣布要調查福奇有沒有犯罪，共和黨人一邊又指責他援引第五修正案是「沒有道理」，這兩件事本身互相矛盾。如果州層級真的完全沒有入罪風險，那些調查根本沒有意義；但如果調查是真的、是認真的，那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就恰恰是對的做法，不是「逃避」。 如果從福奇的處境往回看，這整套安排，反而顯得相當諷刺：拜登的聯邦赦免，原本的目的是保護福奇免於「政治動機的迫害」；但正是因為聯邦這條路被堵死了，批評者才轉向州層級，而州層級的調查，恰恰是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最堅實的正當理由。批評者為了繞過赦免而發動的州調查，客觀上，反而幫福奇把第五修正案的援引，變得更加穩固。 保羅主持的委員會，之所以能推動「藐視國會」的表決，法律上的立足點，來自保羅自己在聽證會現場宣布「第五修正案不適用，因為赦免」，命令福奇回答，福奇仍拒絕——保羅把這個拒絕，定性為「妨礙國會調查」。 然而，這個裁定成立的前提只有一個：福奇的第五修正案主張是無理的。但以上已經證明，福奇面對的入罪風險，從來不只是「聯邦、赦免前」這一種，還包括三個州正在認真進行的調查，以及因為這次回答問題而面對的風險，兩者都不受赦免保護，第五修正案的援引，完全適用。因此，「第五修正案不適用」這個現場裁定，本身就是錯的。而「藐視國會」這個指控，是直接建立在這個錯誤裁定上的。如果一個人有正當的憲法權利保持沉默，他行使這個權利就不可能構成「妨礙調查」。 即使委員會投票通過，這份決議送到參議院全院，很可能面臨民主黨的阻撓議事；就算闯过這一關，轉交司法部後，聯邦檢察官還要決定是否提交大陪審團，而大陪審團要審查的關鍵問題，很可能就是「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有沒有道理」——根據前面的分析，答案很可能是「有道理」，這樣一來，整條藐視國會的路徑，會在法律鏈條最初的那個環節，就直接斷掉。目前看來，這場表決，很可能是政治效果遠大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