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觀點：人口結構崩壞的國安危機

台灣最大的國安議題，或許不是飛彈與軍演，而是人口結構正在快速崩壞，卻始終缺乏長期且系統性的對策。當外界聚焦於地緣政治風險時，一場更深層、更難逆轉的人口危機，正逐步侵蝕台灣的經濟競爭力、財政能力與社會韌性。

賴清德總統的執政團隊上周提出人口議題解決方案，然而，這些方案真的對症下藥了嗎？值得所有人客觀冷靜思考這個重要問題。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台灣總人口已於2020年達到2,356萬人的高峰，之後進入長期負成長。到2070年，全國人口可能降至1,500萬人左右，較目前減少超過三分之一。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口減少並非最大問題，人口結構失衡才是真正的危機。2070年台灣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四成，每一位高齡者背後可支撐的工作人口大幅減少，整體社會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扶養壓力。

人口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社會議題，而是攸關國家競爭力的戰略問題。勞動力減少意味企業招工困難、產業投資意願下降；青年人口萎縮將削弱創新創業能量；高齡人口快速增加則推升醫療、長照與社會福利支出。當稅基縮小、支出增加，政府財政空間將受到嚴重擠壓，進而影響國防建設、基礎設施投資與產業升級能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區域失衡問題。近年台灣人口持續向北部與少數科技聚落集中，許多鄉鎮已面臨人口老化與流失的雙重壓力。部分偏鄉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甚至超過三成，學校裁撤、商業活動萎縮、公共運輸減班已逐漸成為常態。當地方失去人口，也意味著地方失去稅收、消費能力與治理基礎，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日本的經驗值得借鏡，但重點並非提高生育率，而是面對人口長期負成長後的治理重構。日本總人口自2008年達到高峰後持續下降，至今已減少超過九百萬人。然而，日本近年政策重心已從「如何增加人口」，轉向「如何讓人口減少後的社會仍能正常運作」。

因此，日本推動「地方創生2.0」，利用數位治理整合人口、交通、醫療與產業資訊，重新配置公共資源，並大力發展遠距醫療、智慧交通、無人配送及高齡照護科技。其核心理念是：即使人口減少，也要維持生活品質與區域功能。日本近年更提出「關係人口」概念，不再僅以戶籍人口衡量地方發展，而是透過遠距工作、旅居、觀光與消費，建立都市與地方之間的新連結。

韓國則提供另一項重要警訊。2024年韓國總生育率雖略回升至約0.75，但仍是全球最低之一。事實證明，少子化背後往往不是年輕人「不想生」，而是「不敢生」。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長工時文化與職涯不確定性，使青年對未來缺乏安全感。過去韓國政府投入超過300兆韓元鼓勵生育，成效卻十分有限，顯示單純補貼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

因此，韓國近年政策逐漸由「補貼導向」轉向「降低生活風險導向」，包括擴大公共住宅供給、推動育嬰假制度常態化、改善女性重返職場環境，以及降低過度競爭的教育壓力。其背後邏輯很簡單：當年輕人對未來沒有信心，再多現金補助也無法改變生育選擇。

新加坡則採取更具戰略性的思維。面對有限的人口規模，新加坡很早便接受無法依賴自然成長支撐國家競爭力的現實，因此將人口政策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次。其重點不只是增加人口數量，而是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口結構。

透過互補專才制度，新加坡將人才政策與產業戰略高度結合，精準引進金融、科技、生技與高階工程人才。新加坡爭奪的已不只是工作人口，而是全球可移動的高階人才。從租稅、教育、醫療、居留到國際生活環境，新加坡致力建立適合全球菁英長期定居的制度環境，以維持國家長期競爭力。

日本、韓國與新加坡的經驗共同指出一項事實：人口政策不能再只是催生新生兒政策，而必須升級為國家生存韌性政策。

相較之下，台灣仍過度聚焦於生育補助與短期激勵措施。事實上，即使未來總生育率由目前約0.86提高至1.2甚至1.3，也難以逆轉人口減少趨勢。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人口下降的現實下，維持經濟活力、區域平衡與社會穩定。

未來政府應將居住成本視為國安議題處理。在科技園區與產業聚落周邊大量興建青年長租住宅，建立育兒家庭租金穩定機制，降低年輕世代的生活壓力。同時推動跨區域生活圈與交通整合，讓地方即使人口減少，仍能維持基本醫療、教育與公共服務。

此外，另一個重要人口政策是：高齡人口不應被視為負擔，而應轉化成為重要的人力資源。截至2025年，台灣65至74歲人口已超過280萬人，其中大量人口仍具工作能力與專業經驗。真正危險的不是高齡化，而是制度仍以65歲作為退出社會的標準，將大量健康長者排除與棄置於勞動市場之外。

人口問題的本質，其實是國力問題。當勞動力下降、地方萎縮、財政負擔增加、青年失去未來希望時，受到衝擊的不只是家庭，而是整個國家的競爭能力與治理基礎。台灣未來最大的挑戰，或許不是如何讓人口重新成長，而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萎縮趨勢下，如何維持經濟活力、社會韌性與國家安全。若無法及早建立新的治理模式，人口結構崩壞所造成的衝擊，將比任何短期危機都更深遠、更難逆轉。

＊作者為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