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內省的勝利史觀，是威脅和平的種子：《東亞關聯史》選摘（6）

2001年8月，韓國總統金大中向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致歉表示：「我們參與了不幸的戰爭，無意中給越南國民帶來痛苦，對此深感抱歉，並想表達慰問之意。」此外，韓國政府基於人道考量，在韓軍駐紮的中部五省中，針對曾發生虐殺平民的村落，興建學校與醫療設施。關於戰爭的性質，雖非政府官方聲明，但透過外交部官員與國防部附屬研究所研究員的著作，可見到一種觀點：對韓國人而言是反共聖戰，但對越南人而言則是民族解放戰爭。

2003至2004年，全國歷史教師會推動「越南計劃」，即透過越戰來重新審視韓國現代史，引導歷史教育走向和解與和平之路。這項和解努力在盧武鉉政府時期持續推進，2005年，兩國的參戰老兵協會在韓國邀請下於首爾會面，開啟了對話之門。這種轉變，可視為民間市民團體的努力，與韓國民主化過程中誕生的金大中、盧武鉉政府領導能力雙軌並行的成果。

2005年12月，「大韓民國追求真實與和解的歷史整理委員會」以政府機構形式成立，致力於查明韓戰期間虐殺平民的真相，這也是政府領導力的具體展現。韓國市民團體推動的真相調查與謝罪運動，以及政府的人道支援與道歉，雖尚未臻完善，但在越南並未提出要求的情況下自發行動，令越南人民印象深刻。

尤其越南長期沉浸於戰勝氛圍中，忽視戰爭帶來的傷害與損失，韓國的這些舉動據稱成為越南反思戰爭傷痛的契機。對部分日本知識分子而言，這也促使他們省思：為何日本無法實現殖民統治與侵略戰爭的歷史和解？當然，日本教育者協議會等民間團體對帝國日本對韓行使國家暴力的反省努力，也是促使韓國人自我省察的原因之一。

中國與越南至今尚未出現反省本國國家暴力、推動歷史對話或和解的民間自發性運動。因一黨專政體制下，共產黨的勝利史觀與愛國主義緊密結合，不僅束縛自我省察，也壓制集會結社與言論自由。中國在韓戰與越戰皆派出軍隊，並視其為支援北韓與越南對抗美國侵略的正義抵抗戰爭。此觀點在2010年韓戰參戰五十週年紀念典禮上，由時任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致詞中得到確認。

蘇聯解體後，莫斯科相關檔案公開，明確揭露韓戰是金日成在史達林支持下發動的侵略戰爭，但中國仍不予理會。越戰是越南人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支援雖有正當性，但韓戰是南北韓政府間的內戰，應與越戰明確區分。此外，越戰期間，越南將緬甸與寮國的邊境地帶當作自身戰場，戰後甚至入侵緬甸，扶植親越政權。軍事行動的正當性，僅存在於抵抗侵略的防衛性戰爭中。越南人也清楚此區別，因此退伍軍人聯誼會僅限參與抵抗戰爭的軍人加入。

歸根結底，中國與越南若要反省國家暴力、推動歷史和解，只能以自發性民間團體的成長為基礎。唯有此類努力日積月累，國家領導層才可能產生變化。

遵循普世價值與標準運作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雖可扮演促進歷史對話的中介角色，但日本與中國的委員會隸屬外交部附屬機關，自主性極低。相對地，具備自主性的韓國委員會自2007年起每年舉辦「東亞歷史和解國際論壇」，2010年8月於河內廣泛探討包含越戰認知在內的東亞歷史和解議題。這些努力方興未艾，期盼相關國家的聯合國機構也能逐步走向歷史和解之路。

由韓、中、日三國學者與教師共同編纂的近現代史著作《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2005年三國同步出版），是東亞三國邁向歷史和解對話的重要里程碑。此書源於2001年8月，日、中、韓民間團體在扶桑社教科書風波後成立「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的行動成果。因此，內容重點在具體敘述日本的侵略與支配，以回應日本右翼的歷史扭曲。各國對此書的意義解讀不同：對加害國日本而言，此書具備自我批判的反省價值；但對受害國韓國與中國而言，意義較為有限。特別是中國方面的參與者，因缺乏類似韓、日的民間主體，僅由國家政策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勉強替代。

即便條件受限，三國學者與教師仍持續歷史對話，並於2012年共同出版《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上下卷）》。上卷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2005年版的局限，但八個章節中，分別有四個與三個章節以「熱戰」與「冷戰」為標題，整體仍以戰爭為中心架構，對戰爭屬性、侵略與支配責任的處理卻顯得模糊。

批判他國的國家暴力容易，但以同等標準反省自身國家卻困難。欲達成歷史和解，必須正視「將本國視為受害者、他國為加害者」的二分法迷思，以及「批判他國卻對自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問題，並努力克服。因為對歷史和解而言，最重要的是為促進國內和平而進行的自我競賽，亦即對本國近現代史的自我省察。

缺乏內省的勝利史觀，其歷史認知與歷史教育易成為威脅和平的種子。近年韓國推動自我省察的領導力急速衰退，對韓國近現代史進行批判性反省的觀點，反遭譏為「自虐史觀」。從東亞和平的角度來看，此趨勢極為令人憂慮。這正是我們必須反覆銘記威爾遜總統警告的原因：「一個社會最大的敵人，是不將過去作為判斷標準，也不用心連結學生思想與過去觀念的大學。這樣的大學，不過是破壞社會的工具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