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專欄：從《奧德賽》看《西遊記》的非本土性

《奧德賽》正在全球上映。當我們坐在銀幕前觀賞以古希臘神話為背景的《奧德賽》電影，看著奧德修斯歷經十年海上漂泊、遭遇無數怪物的試煉，並在天庭諸神的權力博弈與暗中庇護下最終重返家園時，一個奇妙的既視感往往會油然而生。這不就是東方的《西遊記》嗎？ 確實，把《奧德賽》與《西遊記》放在一起，兩者的高度相似令人驚嘆。 第一，都是漫長而艱險的遠行與取經，面對種種挑戰，不斷「打怪」。 第二，兩者的背後都是神仙的安排，「天界佈局、神仙總導演、主角是棋子」。 第三，經歷種種磨難，主角團不斷修煉自己的心靈，成為「更好的人」。 這種跨越東西方的驚人相似，不禁令人疑問，中國明朝的《西遊記》是不是「抄襲」了古希臘的《奧德賽》？ 「抄襲」當然是一個過強的結論。吳承恩不可能讀過古希臘的《奧德賽》，兩者之間絕對沒有直接的文本借鑒。然而，若就此斷言這兩部作品是各自獨立、毫無關聯，又會忽略掉深藏在文學基因深處的秘密。 要解開這個謎題，我們必須深入剖析《西遊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非本土性」。而事實上，《西遊記》的結構在中國本土傳統中極為特別，以上提到的奧德賽和西遊記的三點高度相似性，恰好就是其「非本土性」的最好體現。 第一，宏大史詩傳統的缺席與文學內生土壤的匱乏 在西方文學的源頭裡，荷馬史詩奠定了「英雄旅行打怪」的基因，這條脈絡後續滋養了無數的冒險傳奇。 中國文學史上，西遊記之前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以「長途跋涉、打怪過關」為敘事骨幹的長篇作品。這裡包含雙重缺席。 第一重：沒有「靠克服一連串具體外部困難，推進漫長旅程」這種敘事骨幹本身。屈原的《楚辭、遠遊》想像了一場乘龍駕鳳、周遊九天的旅程。但這場旅程裡沒有任何一關需要被「克服」才能繼續前進：屈原一路飄然而行，沒有遭遇阻礙、沒有面臨失敗的風險，整篇作品的推進力是內心情感與哲理的層層展開，不是「這一關過不去，故事就走不下去」的外部懸念。《穆天子傳》也是遊記，但一路上都是接受各地進貢，眾星捧月。換句話說，它們都缺乏「困難、考驗、克服」這個最基本的敘事引擎。 第二重：即使退一步，承認《遠遊》裡確實有一些「阻礙」（比如情感上的困頓、對現實的失望），這些困難也從來不是由神怪妖魔所製造的。屈原沿途遇到的，是彭咸、伯夷、屈原自己想像對話的古代聖賢，以及一連串自己內心提出的哲理詰問。這跟《奧德賽》裡的賽蓮、獨眼巨人、女巫喀耳克，或者《西遊記》裡的白骨精、牛魔王，性質完全不同：後者是具體的、有意志的、會主動加害主角的超自然對手。這進一步說明，中國本土敘事傳統裡，「神怪作為具體加害者、必須被打倒才能前進」這個機制是缺席的。 這兩層缺席疊在一起，構成《西遊記》「旅行＋打怪」這套骨幹，在中國本土文學史上找不到任何真正對應先例的完整論證。 這不是偶然的。中國自古缺乏史詩傳統。中國的正統文學，走的是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自孔孟以降，儒家文化始終強調「文以載道」、「詩言志」與「正心誠意」，文人階層的核心關懷永遠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強調「父母在，不遠行」。在中國傳統的造血機制中，根本缺乏孕育「遠行冒險」的內生土壤。整個正統文人文化更不擅長、也不屑於創作動輒充滿虛構怪物、神魔大戰、跨越千山萬水的長篇史詩。若沒有外來養分的注入，本土很難憑空長出這樣龐大的敘事骨幹。 第二， 神仙安排的空白 神仙安排的設定是另一重相似性。要說明的是，「旅行打怪」這種故事骨架本身，並不必然需要「天上有神仙在幕後全局操盤」這個設定。主角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勇氣、智謀、或純粹的運氣，一路降妖除魔、走完全程。這是敘事上完全可以自洽、也在世界各地民間故事裡大量存在的模式（一個孤身英雄、憑一己之力冒險犯難）。 但《奧德賽》與《西遊記》，卻不約而同地，都選擇了這個「非必要」的架構。《奧德賽》裡，奧德修斯能不能回家、途中遇到什麼考驗、什麼時候被延遲、什麼時候被放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雅典娜的暗中庇護與波賽頓的憤怒報復。整部作品的敘事節奏，其實是由奧林帕斯山上的神仙會議在幕後調控的。 《西遊記》裡同樣如此：唐三藏取經，本來就是如來佛祖委託觀音去安排的。在取經路途上，取經的幾乎每一難，幾乎都籠罩在如來佛祖、觀音菩薩、玉皇大帝這個天界行政體系的視野與安排之下。就連妖怪的來歷，往往都能追溯到某位天神坐騎下凡、或者某個仙人的寵物走失，取經團隊表面上在「闖關」，實際上這一路的框架，早已被天界佈局好了。 這一點可以再往深一層看：中國正統思想不僅「敬鬼神而遠之」，更關鍵的是，中國本土的「天」，從來不是一個具體的人格化決策機構，而是一套抽象的道德法則的投射。《尚書》裡「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講的是天意透過民意來體現，天沒有自己的意志辦公室、沒有議事流程；《春秋》裡的「天譴」，是彗星、地震、日食這些自然異象，被解讀為對君王失德的警告。這些一種「符號式」的溝通，不是「行政式」的決策。 這和《西遊記》裡玉皇大帝設早朝、如來佛祖開盂蘭盆會、觀音菩薩四處張羅調兵，形成鮮明對比。西遊記的整套「神仙官僚體系」，混合了佛教「三十三天」的宇宙層級架構，佛教經典裡「諸佛集會、共議法事」的敘事套路，混合了明代世俗官場的行政流程（早朝、奏本、調兵）等因素。換句話說，《西遊記》裡的神仙世界，不是中國傳統「天命」觀念的自然延伸，而是佛教宇宙觀的行政框架，套上了明代官場的外殼。 中國本土確實存在土地、社神這類地方性的精怪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的社祭。但這些鬼神原本是分散、職能模糊、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係的地方性存在。這些神鬼能組織成一個「土地隸屬城隍、城隍對應人間郡守、層層上報、各司其職」的行政科層體系，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才出現的。這個組織化的過程，與佛教東傳，刺激道教重整自身神仙體系的時間點高度重疊。也就是說，「鬼神本身」是本土固有的，但把這些鬼神組織成一套「有明確轄區、上下隸屬、決策分工」的行政架構，是外來宗教宇宙論刺激之後才成形的。 第三，「成長文學」在中國傳統中的稀缺 中國傳統敘事中極度缺乏西方文學那種透過長途跋涉去完成靈魂洗滌、心理成熟與道德昇華的「成長文學（Bildungsroman）」軌跡。 綜觀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無論是《三國演義》還是《水滸傳》，甚至《紅樓夢》，人物在漫長的故事歷程中，往往維持著「性格定型、宿命循環」的狀態。他們的命運隨時局流轉，但心靈與靈魂卻缺乏實質的蛻變。《三國演義》裡，諸葛亮出場時已是「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的完人，終其一生，性格與智謀沒有實質的成長弧線。《水滸傳》裡，梁山好漢的故事線本質上是「官逼民反、聚義再被剿滅」的悲劇，一百零八人各自的「本性」（魯莽如魯智深、陰狠如李逵）從出場到結局幾乎不變。《紅樓夢》雖然在心理描寫的細膻度上前無古人，賈寶玉最終「悟」而出家，但這個「悟」，更接近一次性的、頓悟式的了斷。 反觀《西遊記》裡面的孫悟空，從大鬧天宮、目空一切的野猴，到被壓五行山下的痛苦反省、戴上金箍的束縛，經歷八十一難、一難一難地磨掉心性裡的傲慢與執念，是一套漸進式的、可以被具體拆解成一關一關考驗的心性修煉工程。這是一條完整無缺的自我超越，變成「更好的人」的經歷。唐僧、豬八戒、沙僧等也是如此。這種以「心性修煉、歷劫昇華」為核心的成長敘事，在中國本土文學中簡直鳳毛麟角。 重要的是，《西遊記》不是吳承恩突然發明出來的文學創新，而是數百年民間說